生活是很实际的，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袁震的病的确让吴晗感到很大的压力，这压力有精神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动荡的年代，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再加上袁震的病需要大量的医药费，以及袁震大部分时间生活不能自理，都使吴晗时时感到困厄。吴晗后来回忆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岁月时说："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得干家务，照料病人--我的妻子，在闹柴米、油盐、扫地、炒菜、洗碗的时候，还得和学生、和朋友谈话，讨论问题。"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学生们经常看到吴晗"冬天扶着袁震到户外晒太阳，夏秋黄昏的时候，扶着袁震在翠湖边上缓缓地散步。"

1946年，在抗日战争结束，西南联大已经北迁之后，他们也于6月9日从重庆起程，先到了上海吴晗弟弟吴春曦家。在此期间袁震再次住进医院，可喜的是，经过这次手术治疗，袁震终于离开了长年依赖的病床能下地走动了，吴晗抑制不住兴奋，在一封给学生的信中说："告诉你，我妻子多年的病已经治好了，现在正在休养。我真高兴!"

在袁震住院治疗期间，吴晗曾匆匆地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家乡看望年迈的母亲。一路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满目疮痍。同时，这次家乡之行，也使吴晗又一次领略了家乡义乌人民在抗日期间不屈不挠，勇于反抗的精神。1942年4月义乌沦陷，具有光荣传统的义乌人民，也从这一天起走上了反抗日本入侵的道路。他们自发地建立了自己的游击组织称第八大队。后来这支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敌的经济封锁，武装斗争，一步步有计划地展开，立刻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吴晗在家乡只待了四天，因为惦念袁震的病，并听说自己的谈话被国民党监视，怕给乡亲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便匆匆回到了上海。回到北平后，吴晗继续为学术和政治而忙碌，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活动，袁震始终与吴晗配合默契，坚定地相信和支持吴晗的工作。支持他为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配合他营救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为他传抄解放区电台的广播材料。全国解放以后，袁震又一如既往地继续理解、关怀、支持着丈夫的事业，以丈夫的喜忧为喜忧，直到受吴晗牵连被送进劳改队折磨致死。

3．幸福的家庭

由于袁震长年生病，不能生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从孤儿院领养了两个孩子，一个取名叫小彦，一个叫吴彰。他们尽己所能给了孩子深厚的父爱和母爱，使孩子感受到了无限的家庭温暖，和孩子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后来，在吴晗夫妻遭难后，他们尽力地抚慰着父母心灵的创伤。在吴晗夫妻含冤去世后，小彦始终不忘为爸爸妈妈申冤而因此遭到迫害，于1976年终于没能看到父母的平反而含冤离世。从吴彰《幸存者的回忆》一文中可以窥见他们这个并不存在血缘关系的家庭所曾经拥有的幸福、快乐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