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任《益世报》"史学"专刊主编

由吴晗、汤象龙等于1934年4月间发起成立的"史学研究会"，经过一年的努力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35年4月，天津《益世报》约请"史学研究会"为该报承办一个史学专刊。

天津《益世报》系由天主教教士雷鸣远于1915年创立。它的办刊宗旨是宣传天主教教义，在当时的华北农村已经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发行量并不比当时较有影响的大报，如北京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等差。该刊虽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被国民党控制，政治倾向性并不好，但它所办的许多专刊，如"文学周刊"、"农村周刊"、"妇女周刊"等多约请社外人编辑，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尚属生动活泼，较有特色，可使人在多方面受益。借助于这个阵地宣传史学，扩大史学的影响倒不失为一良策。

作为"史学研究会"的发起者和主要成员，吴晗理所当然地成为专刊的编辑室版面负责人。1935年4月30日，"史学"双周刊正式面世。吴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发刊词"，申明了专刊宗旨和努力方向，大体有四个方面：一是"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是求真精神；三是实事求是地重视史料；四是宣称"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新史学是属于社会民众的"。"从这一新方向努力推进，点点滴滴地，盼望能在十年二十年内有一点小成绩，同时也希望能因为我们的努力，引起史学界的注意，来和我们合作"。"发刊词"代表了吴晗对史学的认识，也表达了吴晗及他所领导下的"史学研究会"年轻会员在史学研究上的勃勃雄心。虽然他们为之努力的史学还不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还不可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研究历史，甚至研究历史的路子也还是沿着胡适实用主义史学道路前行，但对于彻底荡涤帝王将相的封建史学，还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

4．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9月，吴晗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离开了学习、生活八年的古城北平，取道香港来到云南，成了云大年轻的教授。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云南军阀唐继尧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师资、规模和声望并不强，抗战前夕，云南当政者决定将它改成省立云南大学，并聘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在北平危急的情况下，熊庆来欣然接受邀请，并在一些名校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以借此提高办学质量，扩大办学规模。

在云南大学任教三年期间，吴晗的思想始终在日本入侵与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痛苦中挣扎。日本的步步紧逼，对昆明接踵而至的轰炸，造成了生活的极端动荡。通货膨胀使吴晗陷入经济困境。这使本来就具有爱国心的吴晗更加关心国事，常常在课堂上表示对国民党的不满。在后来的一份《自传》里，他这样写道："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小城市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介石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思想有了转变"。严酷的形势，使他在痛苦与反思中越来越关注政治，关注抗战。1938年，云南省成立了文化界抗敌协会，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沈雁冰从重庆来到昆明，邀一部分爱国人士开座谈会，讨论加强抗日宣传事宜，吴晗也在被邀之列。这说明，吴晗的爱国思想和爱国热情已为当时文化界所公认。

北京沦陷以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移往湖南长沙组合临时大学。由于北平沦陷而流亡各地的三校师生也纷纷到长沙?亡集。但是，日本侵华的战火很快蔓延到长江流域。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再度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因为西南联大是由原来的北大、清华等名校组成，清华大学又是吴晗的母校，清华的故友和同事有许多来到了联大，因此，吴晗在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决定转到西南联大来。

1940年夏，吴晗正式应聘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学生大部分是原来北大、清华等校的老生，他们承继了"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在烽火连天，国土沦丧的危急形势下，积极参与抗战宣传，或直接离开书桌，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学生的抗战热情深刻地感染了联大的每一个教师，包括吴晗在内，他们的思想开始在斗争实践的锤炼中日益靠近共产党，倾向抗日反蒋。

日本占领了华南大部后，侵略锋芒很快触及云南，昆明受到威胁。西南联大领导决定在叙永办分校，以便为将来将校址迁往准备。叙永分校的校址暂定在原江西会馆万寿宫和一座破庙中，条件非常艰苦。吴晗受学校指派到叙永讲授通史课。他把中国通史分成石器时代、殷商时代、春秋战国......辛亥革命、抗战建国等十二个专题分头重点讲解，常常结合时局，借题发挥，鼓动抗战。所以，有着优良传统的联大学生，虽然身在后方，仍心系前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叙永分校的两个校址马上贴出了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吴晗加深了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认识，正如他在后来《自传》中总结的："从1937年到1940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这一重大转变，说明吴晗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日的烽火中政治上逐渐成熟，它成为吴晗一生新的开始。

5．民盟斗士

(1)加入民盟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国民党也加强了对后方的控制，白色恐怖笼罩。为了保存共产党的实力，一些地下党员从西南联大撤走。校园空气极其沉闷。1943年9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假称"准备实行宪政"，试图以此蒙蔽大众，消弭抗日反蒋情绪。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决定顺水推舟，逼迫国民党政府假戏真做，推动宪政的真正实施。1943年7月，吴晗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正式加入民盟组织。这是吴晗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式走上了光明和进步的道路。为了帮助高级知识分子了解时事和形势，由华岗、周新民倡导在云南成立了一个名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术团体，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公开或秘密活动，吴晗担任了研究会主任，积极参与和组织各项活动。研究会每两周举行一次集会，吴晗先后在会上交流了《论贪污》、《说士》等笔锋锐利的杂文，同时，学术会议也学习和了解了许多党的文件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云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对前途命运的模糊、悲观，到有了光明的希望和指引。

(2)以笔代枪

时局变化和政治斗争形势的逼迫，使吴晗这位有爱国心，但却想固守书斋的学者一步步走上了政治之路，这说明，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每一个正直、爱国的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脱离生活。

与加入民盟的同时，吴晗开始利用自己的专业特点，以笔代枪，抨击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