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热血青年，也极为关注国家的命运。但他由于受胡适"读书救国"思想的影响，心情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不忍放弃自己多年的梦想和追求，渴望通过钻研学术，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另一方面，面对山河破碎，对日本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极为愤慨。但无论如何，作为热血青年，他在情感上倾向于抵制日本入侵，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尊严。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思索，他于1932年1月30日致信胡适，大胆表露自己的观点，他在信中说："处在现今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并以征讯的口气向胡适请教：学生离开书桌到街上发传单、喊打倒是无聊，但"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他所说的"争人格"，就是要有民族骨气，不做亡国奴；他所说的"为国家争光荣"就是通过其他渠道的努力(如敦促国民政府)抗日，把日本赶出中国，以使中华民族摆脱屈辱，这是"戚家军"式的义乌勇士，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具体体现。眼看着千万同胞被屠戮，年轻的吴晗为找不到有效的救国之路而痛苦彷徨。他在信中向胡适倾诉："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著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过去四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最初的克制办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馆门，就仍被袭击，后来专写文章，冀图避免此项思虑，但是仍不成功......在就睡后仍然陷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深思中，结果是成为照例的失眠。"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相信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缺乏正确指引下痛苦的精神挣扎，他渴望名师给以正确指引，他说："这苦痛不能向有党籍的人吐露，也不能告诉根本没有主张的人，生在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盼望此时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1932年3月5日，他以"酉生"为笔名，发表了《过去种种》指斥国民党政府"是专杀同胞不作别用的"，称誉学生的爱国运动是"一串光荣的史迹永远使人民追忆"，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征兆"但是，他信任的恩师胡适先生给他的指引仍然是脱离世事的"科学救国"。他的经历，使他不能不相信恩师的指点，但是胸中那股与生俱来的爱国热情，却始终不曾淡漠，伴随着他的整个学生时代。这是他以后由一个学者成长为一名民主斗士，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思想基础。

(3)担任《清华周刊》文史栏编辑主任

人才济济的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高等学府，为他提供了发挥才华的广阔空间。吴晗自进入清华大学后，很快展露出他的学识和才华。他经常给《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等刊物送稿。"仅1931年下半年到1932年上半年，就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因为他的突出表现，在入学的第二年，就被聘担任了该刊文史栏主任。在这个园地里，他如鱼得水，不但擅长于写稿，而且善于组稿，有许多史学爱好者(如夏鼐)都是从这里开始了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生涯，甚至成为史学名家。他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史学名家，进一步开阔了学术视野，增长了见识。

(4)组织史学研究会

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吴晗发现，爱好史学的年轻人是中国史学的未来。为了使他们有一个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的场所，吴晗在毕业前的两个月，即1934年4月问，与好友汤象龙共同发起成立了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史学研究会成立之后，按规定每月集会一次，共同交流史学见解和研究心德，对于提高与会者的学术水平起到了显著效果。为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史学爱好者的加入，如后来在史学界较有名气的张荫麟、吴铎等，都成为史学名流，为中国新史学提供了雄厚的后备力量。襄学研究会的发起和组织，充分展现了年轻的吴晗不俗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

(5)学习上勤奋耕耘

学习和研究上的硕果是展现吴晗大学时代聪明才华的主要领地。整个大学时代，吴晗非常勤奋，几乎每天都是在抄写卡片中度过，仅随手抄录的有关藏书家的材料就达"十数万言"。勤奋、刻苦与坚韧的毅力，为吴晗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大学三年期间，他共发表论文"四十多篇"，其中成就最大的是考证文章，如《胡应麟年谱》，以充分的事实，反映了胡应麟一生的学术和生活，并证实了吴之器关于胡应麟享年五十二岁结论的正确性；《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故事及其演变》考证了《金瓶梅》作者并非王世贞；通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考证了佛教和道教在明代的变迁。吴晗在学术领域的第二种成果是杂文。《过去种种》第一次展露了他的杂文才华。他用杂文痛快淋漓地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讽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赞扬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忱和爱国行动，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愤慨。通过杂文，他以笔做枪，以一个文人的姿态，投入火热的抗日斗争。吴晗大学时代的第三项成果是大量的史料整理和汇集。经他记录、整理的史料"积稿数盈尺"。史料的积累，为他以后从事深入的史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3．执教清华

(1)年轻的明史专家。

1934年夏，吴晗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动荡的年代，百业萧条，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毕业即面临失业。而吴晗则凭借大学期间突出的表现和成绩成为中央研究院和清华母校争夺的人才。最终，吴晗还是留在了母校，在史学系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程，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成为当时清华史学系最受欢迎的年轻教员之一．《清华大学校史稿》

中明确地记载着"吴晗的《明史》，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不仅如此，他还凭借深厚的学术积累，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如《胡惟庸党案》、《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均以独到的见解，引起学术界的反响，受到社会高度重视。

大学毕业后，吴晗解决的第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是补《明史》中建州女真之缺。还在大学期间，吴晗读《明史》时即发现：清统治者为了隐瞒建州女真族在历史上曾经臣属于明朝，对清朝祖靠奇直旅的所由殛苴与明直日的姜桑瞧沿中空删削不书。这成为《明史》最大的缺陷。吴晗决定"努力搜集可能得到的史料，加以组织整理，填补这个人为的空白点，从而充实丰富祖国的明史资料"。为此，他从大学时开始，直至毕业后的几年内付出了巨大努力，大量抄录记有女真历史的《明实录》和《李朝实录》中的相关内容。《明实录》共二千九百多卷，《李朝实录》以编年形式记载李氏朝鲜二十七个朝代的历史，影印本不少于八百本，当时这两本巨著只有北平图书馆有藏，吴晗"从1932年开始，每逢礼拜六和礼拜日都往图书馆跑，一直跑了几年"，仅抄录《李朝实录》的相关史料就有三百多万字，吴晗将这些史料仔细地装订起来，共装订成八十多本。在以后的南北奔波中，吴晗一直随身携带着它们，直到1959年，他才把这些史料重新校补、标点，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交中华书局出版。另外，借助于掌握的已有史料，吴晗还陆续写了几篇与建州女真和后金政权有关的论文，如《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后金之兴起》分别

研究了建州女真早期发展史和努尔哈赤崛起的历史过程，基本勾勒出了建州历史发展的概况。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