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为抗战呐喊。在加入民盟的同年(1943),吴晗开始编写《由僧钵到皇帝》一书,全书分为"流浪青年"、"从士兵到统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和"家庭生活"五个部分,是一本文笔生动、故事性较强的通俗读物,更便于普及大众。这本书透露出吴晗历史观与30年代相比有了重大进步,明确了农民反抗的原因是在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认识到了人民团结力量的伟大,他说:"只有人民能够自觉,团结成为伟大的力量,要求生存的权利,这一个高高的挂在半空的恶化的无能机构,是可以一蹴即倒的"。同时,在"恐怖政治"一章,通过描述朱元璋制造胡、蓝之狱,借此影射和抨击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政治高压。
与其他形式的文章相比,杂文往往以其短小、活泼和犀利的特点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灵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意图。是一种思想性、论战性极强的文学形式。吴晗利用自己的杂文特长,从1943年起,陆续发表了几十篇揭露时政,启蒙大众的杂文。1959年,吴晗曾经把从1943年到1948年5年问的杂文结集出版,根据杂文的性质起名为《投枪集》。在前言中,吴晗用如下一段真挚的话表达了他写作这些杂文和结集出版杂文集的意图:"那时候,人民解放军用真枪真刀打敌人,我呢躲在大后方,既无枪,又无刀,有了也不会使,只有一杆笔,真刀真枪比不上,比他一杆木头枪吧。木头枪伤不了人,不能说放,但是,有枪总得使,怎么办?放不得,投它一下如何,管它三七二十一,要是投中了,也会有点痛的"。
(3)用行动加入民主与抗战的行列
1944年,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的苏联红军已经向法西斯老巢挺进;盟军成员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日本为了扭转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战局,向中国内地发起大规模进攻。而国民党则继续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强烈不满,掀起了要求改组国民党,争取实现民主的新高潮。吴晗等人发起的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成了这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1944年5月3日晚,座谈会在联大新校举行,地下党员李晓主持会议,吴晗、闻一多等作了会议发言。吴晗的发言激昂慷慨,他通过比较五四时期和当前社会情形,指出:"五四运动是为的要打破一个牢笼,打破一种束缚,那种束缚是打破了。然而在,天我们又面对着一种新的牢笼与束缚。"他鼓励青年"不能光往回看,更重要的是应该注意现在,要去冲破今天所受到的束缚"。座谈会的第二天,联大的各种纪念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种纪念社团、讨论会、报告会有条不紊地展开。这一年的 ,
"五四",被联大学生誉为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
联大的"五四"纪念运动直接推动了社会民主运动的开展。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联大进步分子发起和组织了昆明市三次大的活动,吴晗成为每一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第一次是纪念抗日战争七周年时事报告会。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地下党决定通过这样一次报告会,使学生和知识分子明确目前的形式和任务。大会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吸引了昆明各界爱国青年两千多人,吴晗、闻一多等在大会上做了报告,揭露了国民党自抗战以来的政策,分析了当前抗战形式;第二次是面对国统区的节节溃败和解放区抗战的节节胜利,为配合共产党云南省工委的号召,在昆华女中体育场举行了纪念双十节讲演会。闻一多在会上首先朗读了他和吴晗一起起草的"大会宣言",宣言沉痛指出;"二十余省土地沦于敌手,三亿以上人民变为奴隶。三十三年前祖先苦心缔造的民国,到今天国既不成国家,民更不是主人,瞻顾前途,不寒而栗!"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专政在位十余年的国民党",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改弦更张"切实保障人民人身、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立即释放汉奸以外的政治犯,立即彻底改善财政及经济政策。停止通货膨胀,以便减轻平民的痛苦",大会结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给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以巨大的压力。第三次是结合云南护国纪念日,由联大、云大等云南各高校发起的各大中学师生和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纪念会。这也是云南各界在两年时间里举行的第三次大集会。会议在云南大学操场举行,吴晗和闻一多、罗隆基等进步人士再一次出席演讲,他们通过纪念蔡锷领导的护国运动的功勋,抗议蒋介石的独裁卖国。会议宣读的宣言仍然由吴晗和闻一多共同起草,强烈呼吁结束一党专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参加会议的有云南各界六千多人,包括工人、职员、下级军官和市民在内的各界群众已被充分地发动起来,人民在觉醒。
随着昆明民主运动的逐步展开,中共云南工委为配合新的形势,决定在昆明成立团结进步青年的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以更好地组织青年参加革命运动。作为民盟内部分管青年工作的吴晗,直接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的筹备成立工作。从1945年初"民主青年同盟"的酝酿成立,到同年3月正式召开代表会议,发动和准备工作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会议选出了执行委员,规定了盟员奋斗的明确目标:接受先进政党的领导,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作为"民主青年同盟"的组织者,吴晗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指导并编印宣传进步思想的《渝风》杂志。
1954年,不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人了最后阶段,战争即将结束的喜悦鼓舞着每一个关心世务的中国人,特别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青年,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表现得更加活跃。而与此同时,战争前夕的国民党也加紧了对进步青年和民主运动的控制。为了压制共产党的宣传,疯狂查禁印刷厂和印刷品。为此,共产党决定成立地下秘密印刷厂。当负责此事的袁永熙与吴晗商量时,吴晗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国民党卡得越紧,我们的斗争意志就要越坚强。我们只能走这条路,别无办法。"很快,他帮助解决印刷设备、筹划资金,组织、校对、修改稿子。地下印刷厂在极其艰苦、简陋和危险的条件下,印刷了大批宣传材料,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在1945年这个特殊年份,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进步人士的积极参与、推动下,过得更加不同寻常。从该年5月2日国民党人阻止纪念"五四"活动发布的密令,可以看出当时形势对国民党构成的巨大压力:"查昆明'奸党'及民主政团同盟,将于五月一日到七日煽动西南联大学生,举行五四周,并于五月三日作大规模学生运动,扩大所谓民主座谈会,五月四日举行火炬竞走,作变相示威游行,其余各日昆明亦有不轨言行发生可能"令云南地方当局"严加防范"。但是,国民党的防范并没奏效,5月3日晚,"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大会在联大食堂如期召开,吴晗结合历史作了《论五四运动》的报告,指出:"五四运动是继承辛亥革命,补充辛亥革命的社会思想的革命,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呼吁青年人"要继承五四光荣的传统精神,继承反帝的传统而反法西斯,反独裁,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解放,配合着世界的民主潮流,努力于奠定人民世纪的伟业。"大会的第二天,昆明市青年再度云集云南大学操场举行纪念"五四"大会,吴晗又一次参加了会议,会后,他以饱满的激情,和青年一起手挽手走在了游行队伍之中。这次"五四"纪念活动,充分展示了觉醒的民众的热情,它成为抗战后期昆明民主力量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