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抗战胜利后的继续斗争

1945年8月，17日本投降，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全中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在多年与共产党接触中锻炼出了灵敏的政治嗅觉和对形势的敏锐洞察力的吴晗，凭着他多年对国民党政策的揣摩，预感到在胜利的背后隐含着新的内战危机。共产党为了及时提醒人们从胜利的喜悦中清醒，了解新形式，把握新动向，决定联合一部分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办一个以促进民主运动，反对内战为宗旨的刊物，吴晗、闻一多等再次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们决定办一个周刊，名为《时代评论》，吴具体负责筹集经费。考虑到大多数人们的思想接受能力，周刊决定先将政治锋芒稍稍隐藏一下，以比较温和的面目出现，待扩大影响后，再逐渐增加政治色彩。由于刊物政治观点较为温和，更兼主要执笔者多是有文采的大家，因此，刊物一经面世，便很快拥有了广阔的市场。即便如此，仍然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刊物只办了十八期就被查封。

国民党政府一面以假和平的面孔与共产党谈判，一面加强对民主力量的镇压。1945年12月11日，国民党为镇压学生的罢课，竞动用大批特务，屠杀学生，制造了震惊国内的"一二-一"惨案，吴晗听到手无寸铁的学生竟遭屠杀的消息后，禁不住义愤填膺，积极带领教师罢教，声援学生。除此而外，吴晗拿起笔来，以杂文的形式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暴行。12月713，蒋介石为安抚学生，发表了《告昆明教育界书》，书中指责学生罢课"贻误建国前途"，并以威胁的口吻声称："目前一切问题必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的手段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针对蒋介石的《告昆明教育界书》，吴晗立即写了杂文《一二·一惨案与纪纲》，文章首先指出；"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一日这一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周"。然后，对蒋介石《告昆明教育界书》中一再提到的所谓"纪纲问题"、"法纪问题"及学生罢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矛头直指蒋介石。

昆明学生的罢课抗议，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影响巨大。吴晗在学生抗议中，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吴晗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同事家人为他担心，他自己却认为胸中有正义，毫不畏惧。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联为"一二．一，"学生运动的死难烈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殡葬仪式。吴晗坚定地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送葬队伍打着横幅，唱着挽歌，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发，走遍了昆明城的主要街道，然后来到墓地举行殡仪典礼，吴晗在典礼上发表了纪念死难者的讲话。

"一二．一"运动后，历经八年流离生活的西南联大准备北迁。国民党政府为阻止大西南民主种子的北播，试图延缓北迁。但是没有成功，师生渴望尽快回到阔别已久的古城北平。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了结业式，宣告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北平、天津。吴晗因为安顿民盟事宜，延缓了北上。至当年6月9日，才从重庆转道上海，8月回到了久别的北平。

(5)从北平到解放区

吴晗回到北平后，被分配到清华园西院十二号，吴晗对这所独门院落钟爱有加，在他遗留下来曾经热情洋溢地写道："这所陈旧的房子，经历了两年热烈的、沸腾的、兴奋的生活。"在北平期间，吴晗按照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放在民盟建设和写作上。他很快和民盟华北总支、民盟北京市筹委会取得了联系，并担任了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与此同时，吴晗积极团结新生力量，和一批中老年学者和教授如钱伟长、费孝通、陈寅恪、朱自清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清华大学复课后，吴晗仍在历史系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学生们仍然非常喜欢听他生动的、与时事紧密相连的历史课。在北平学生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以及反对驻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斗争中，吴晗都积极参与。他的家也成为地下党员、进步师生秘密活动、聚会的场所。并且利用教授身份，把一些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送到解放区。吴晗实际上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

1947年，国民党政府面临覆亡，进一步加强了对进步团体的控制，同年10月，宣布民盟为"中共之附庸"，属"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吴晗不畏强暴，与北平市民盟的其他同事一起拒不解散民盟，坚持组织活动。1948年11月，在地下党组织的敦促下，吴晗进入石家庄解放区。亲自感受解放区蓬勃的生气，吴晗备受鼓舞，在石家庄期间，他以极高的热情写了《民主同盟北平盟务报告》，交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并应统战部之约作了《关于北平民主运动》的报告。随后，毛泽东、周恩来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待了吴晗，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在解放区，吴晗仔细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选集》等著作，明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道理，他在一篇文章里，兴奋地写出了当时的感受："我不但用耳朵听，用心记，而且用眼睛看。我看了老解放区，也看见了老解放区的人民、武装部队和夜以继日的不停地在工作学习的各级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在为人民服务"，"我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初步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也初次明白民主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理"，"装满脑子里的旧东西逐步在减少，新的东西在增加，我有了进步"。这是吴晗继1943年从不过问政治到关心政治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而这一次是更为实质性的转变。在对党的认识加深的基础上，吴晗于同年向中国共产党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毛泽东亲自回信答复，表示同意，但认为"时机尚值得研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已于此前回到北平的吴晗兴奋地参加了解放军的人城仪式。之后，受党中央的委托，接管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49年9月，吴晗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国是。1949年10月1日，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聆听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但却充满了勃勃生机。吴晗在文章中兴奋地写道："一切都在变，新的中国，新的人民"。新中国的诞生，使吴晗的生涯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6．北京市副市长

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参加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的途中，得知自己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立即打电报给周总理，希望功成身退，脱离行政，"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专心学术是吴晗作为一个学者毕生的追求，但是，四十年代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吴晗被迫走上了关心政治之路。虽身在动荡的年代，始终没放弃泛舟书海的向往。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政局稳定了，吴晗认为终于"可以退回书房，随心所欲去钻牛角尖，翻古书，自得其乐了。"吴晗回国后，周总理接见了他，给他讲了虽然政权已建立，但巩固政权、建设经济的任务还很艰巨，还不能"功成身退"的道理。吴晗愉快地接受了北京市副市长的职务，分管文教工作。除此之外，还兼任市民盟主任委员、《新建设》杂志编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指导委员、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

(1)主持出版《国榷》

《国榷》是由明末历史学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