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取代曲端

行文至此，必须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富平战前曲端的被贬及富平战后曲端被杀，吴玠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第二，怎么评价曲端之死，及吴玠取代曲端？

无疑，吴玠与曲端的怨嫌，是导致张浚罢去曲端兵柄的最直接的原因。[先是，玠以彭原（店）之败，望端不济师，而端谓玠前军已败，惟长武有险可捍冲突。二人争不已，浚积前疑，卒用彭原事罢端兵柄。]（《要录》卷三六建炎四年八月癸末，《宋史·曲端传》）

由此可见，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浚积前疑，]这是导致张浚罢去曲端兵柄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诚如有的作者所说：[正因为张浚一开始就对曲端心有怀疑，所以当双方对金战略决策一旦分歧，矛盾立即升级。其当时反对张浚大举进攻计划者不独曲端一人，王彦、吴玠、刘子羽、郭浩等都提出过反对意见，但并没有因此获罪，而当曲端提出不同意见时，张浚立即罢其兵柄。]（杨德泉《张浚事迹述评》）但张浚为何唯独怀疑曲端，人们却多忽略而不加深究。如前所述，张浚决意与金决战，是决策上的失误，但张浚唯独怀疑疑曲端、罢其兵柄，却是曲端自身消极抗金的行为所引起的。自建炎元年三月金军侵入陕西以来，曲端将主要精力放在招兵买马、排挤同列、扩大自身势力之上，曲端所率泾原军与金军的几次激战，实际上都是吴玠所指挥的，与曲端根本没有关系[一]。全祖望《蓟琦亭集外编》卷三七《曲端论》，虽然对张浚有所偏袒，但其中不乏精彩之论：

[宋史臣之委曲端立传也，求其二一卓笔可纪之功，寂寥无有，其囊囊者，跋扈遁逃之状而已。而犹以张魏公之杀之为非辜，又谓南宋不振之故，自杀端始，斯诚不解。其何见子？全子曰：吾谛窥端之为人，亦小有知兵料敌之长，而刚愎而不仁，伎刻而自用，尤不乐同列之有功名，并不顾国事之有急难，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以之杀其躯。方宗留守之用为经略也，其时关陇六路虽己临于强寇，而所在义兵遍野，民心未负宋也，端从任事以来，声称蔑如，而志在并军，性愎怯战。娄室自龙门度河，曲方遁矣，郑襄死矣，王璞渍矣，唐重死矣，同州再破再败矣，端无一旅之赴，而误张严于凤翔，使之与尸，罪一；擅斩刘延亮，罪二；闻凤翔、长安议恢复，欲扰其功，擅斩凤翔将刘彦希，罪三；又杀长安将张宗，罪四；王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战，飞书止诸帅会兵，而逍遥淳化，罪五；以金人退河，散渭南义兵，罪六；席贡以师会王庶，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来奔，反夺其帅印而谋杀之，罪八；使部将并王璞军，罪九；兼帅麓州而不救，罪十。其间抵有清泥（按当作“溪”）岭之一捷，而又出自吴玠之功，然则误关陇之事至于四裂而不支者，端为祸首，常时莫之能问也。追魏公以中枢开府，倚其宿将，而朝中颇以前事为疑，于是以百口保之，遂有都统制之命，其所以前洗之者至矣。然而李彦仙困陕州则不救，吴玠战平原则不救，皆以幕府之檄促之。端之迁延而不至，听其或死或败者如昨也。臣节至此，可谓无复人心者。……然世之所以讼端冤者，则以富平之师，端言之而中也。……但魏公此役，别有苦心，不得以成败论之，是时行在失守、乘舆飘泊，镇江之胜虽足以使兀术胆落，而淮上之军留连未去，魏公惧其复有渡江之举，遂大出师，由同、华、麓、延以捕其虚，而兀术果由六合西行以援陕西。刘子羽、王彦之谏也，魏公以为东南事急，不得不出于此。……至史家言魏公尝诈张端旗以惧敌，是尤诬妄之甚者。娄室以孤军恣行三辅，未尝一挫于端，则其旗固不足以张吾军而寒敌人之心，使果惧之，富平之役，端本以转运在军，娄室不畏也。自是而后，三战于和尚原，一战于箭筈关，一战于仙人关，皆吴玠也；再战于金州，皆王彦也；一战于饶凤关，则吴、王之合军也。二将皆万人敌也，谁肯冒端名者哉？是特野史附会之谈，而《绩统艦》者无知，竟采入之。……吾谓魏公下车，即常暴端之罪，尸之三军，以示不用命之罚，顾乃计不出此，而犹欲收其桑榆之败，吾知其无能为也。及其诛也，以幕府治一部将，不能著其原有之狱，而于区区文字之间诬其指斥，又坐以谋反之名，责以部下张中孚、赵彬之叛，是则端所不受也，求其罪而不当反令死者，得以有辞，是则魏公之失，而王庶、吴玠亦与有过焉。……嗟乎！魏公之精忠足以贯日，而短于才。故累举而累蹶。……陕中之败以轻敌。……有明之人疏于考古，袭《宋史》之唾余，而极诋魏公，甚至比曲端于岳飞，则真愚而妄者也。]

如前所述，富平之战是张浚乃至整个南宋朝廷没有正确认识金军战略方向转移、宋军素质低劣、彼此缺乏配合及战斗中盲目轻敌所致，而作为决策者的张浚不能辞其咎，曲端战前对宋金双方军事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用不着袒护张浚的轻率之举而导致的宋军的巨大损失。但在多人反对决战的情况下，张浚唯独怀疑曲端，却是曲端自建炎初年以来不以抗金为主，一意扩大自身势力、争权夺利的行为所致。全祖望所列曲端十大罪状，多非虚言。在曲端夺取王庶帅印后，曾怂恿谢亮斩杀王庶，遭拒绝。[自谢亮归，朝廷闻端欲斩王庶，疑有叛意，以御营司提举召端，端疑不行。议者喧言端反，端无以自明。]可以说，宋朝廷上下都对曲端心存疑虑，不独张浚如此。尽管张浚[以百口明端不反]。但终究不能释去对曲端的怀疑（《宋史》卷三六九《曲端传》）。所以当吴玠与曲端为彭原店之败争论不已的时候，而且彭原店之败的主要责任确实应由临阵率主力宋军转移的曲端来负，则张浚根据曲端以往的行为而罢其兵柄，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曲端被罢兵柄，是咎由自取，固然，张浚对曲端反对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正确意见未予以采纳是决策上的失误，甚至由此事来怀疑曲端有谋反意图，确是不够恰当的，这也导致许多史籍看重曲端的冤情而忽略其过失。事实上，按照曲端在陕西的一系列实际作为发展下去的话，是极不利于抗金事业的。历史不会重复，但我们可以根据曲端的性格和一系列作为断言：曲端被贬黜，从陕西宋军抗金事业来看，无疑是利大于弊，那种认为宋廷杀曲端是导致两宋不能中兴之说，是不足为据的。因此，不能因为张浚决策上的失误来否定罢去曲端兵柄的事件。只是在富平战前罢曲端兵柄时机选择不是时候，[陕西人倚端为重，及贬，军情颇不悦。]（《要录》卷三六建炎四年八月癸未）

那么，怎样评价富平战后曲端被杀事件呢？吴玠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宋史》卷三六一论曰：[浚以吴玠故，遂杀曲端。]似乎是张浚为保全、重用吴玠而杀曲端，今考之史籍，《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七载：[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罢六路节制也，闻张浚来作宣抚配置使，即前途迎见之，浚以庶为参议官，复与庶偕行。浚既失全陕，退保蜀中，复欲用端。庶曰：[不可，复平之战，宣抚与曲端有胜负之约，今日宣抚以何面目曲端，若曲端得志，虽宣抚亦敢斩之，不可用也。]吴玠亦惧端之严明，恐其复用，乃书“曲端谋反”四字于手心。玠侍浚立，举手以示没，然不言也。浚虽有段端之意，而未有罪。庶等曰：[曲端官作持题柱，有指斥乘舆之意，曰“不向关中兴帝业，却来江上泛渔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万州羁管，复令恭州取勘。康随先在凤翔府，曾遭端决背一百，有切骨恨。浚以康随为提点刑狱公事。端闻之曰：“吾其死也。”]（《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庚寅、卷四三绍兴元年四月丁亥所载与此大不相同，但载言曲端谋反最早乃是杨斌，“宣抚处置司主管机宜文字杨斌素与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虑端复用，谓端反有实迹者十。……秦凤副总管吴玠亦惧端严明，谮端不已”云云。（《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庚寅。参《云露漫抄》卷十）据此，我们认为：曲端被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曲端以往[动违节制]的行为，使张浚意识到曲端的复用于已不利，[畏端难制] （《宋史·曲端传》）。因为无论王庶、吴玠如何[谮端不已]，张浚对曲端有无谋反是非常清楚的；其次就是张浚与曲端在富平战前的生死约，使张浚面对曲端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而王庶、吴玠等在其中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以谋反之名杀曲端，确是不折不扣的冤案，因为到目前为止，曲端只是跋扈，不服节制，尚未有反叛之谋。这也是张浚在处理曲端事件上最大的失策。

但是，不论曲端是否被杀，吴玠取代曲端是必然的，只是时间迟早的事情而已。因为从曲端自建炎初年以来的作为来看，把抗金摆在了次要位置，而常以抗金为旗帜来达到扩充自己的势力的目的，这是宋朝廷难以容忍的。如此发展下去，对陕西的抗金事业只能是有害无益，也势必引起川陕军民的不满。事实上，王庶、吴玠与曲端的矛盾，追根寻源，也是由于抗金问题上产生的，其责任全在于曲端。曲端的一系列不利于抗金事业的作为，铸成了自身的悲剧，其退出抗金的历史舞台，是必然的结果。

吴玠是泾原军抗击金军的几次较有名战役的实际参与者和指挥者，经历了建炎年间川陕战场宋金激战的考验，吴玠的声名渐渐与曲端并驾齐驱，[是时，端与吴玠皆有重名，陕西人民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齐东野语》卷一五《曲壮闵本末》，又且《老学庵笔记》卷五等）无疑，吴玠治军、统兵及临敌应战的才能，绝不在曲端之下，更重要的是，曲端大多是借抗金来扩充自己的势力，而吴玠则截然相反，完全竭尽全力投身于抗金事业中，即使曲端在世的时候，吴玠抗击金军所取得的实际的军事成就也超过了曲端。其实，曲端威名之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吴玠的作用。如果不受制于曲端，吴玠早期的抗金业绩肯定会更加辉煌。现存史籍多以为[吴玠亦惧端严明，谮端不已。]（《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庚寅）我们认为：如果说成吴玠不满曲端的专横与跋扈，更为准确，也更符合事实。总之，吴玠取代曲端，不仅必要，而且是必然的结果。即使是许多对曲端被杀持同情态度的史籍，对吴玠之取代曲端也持肯定的态度，《要录》引《龟槛》云：[然杀曲端而失川陕，浚之过也；用吴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要录》卷四三绍兴元年四月丁亥）

注 释

[一] 泾原军在抗击金军中所取得的成就，许多史籍往往未加深考，多归之于曲端。如《中兴小记》卷七云：[时新除御营使司提取事务曲端，前在陕西，屡屡挫敌。]最典型的事例，如建炎四年正目的彭原店之战，《齐东野语》卷《曲壮闵本末》条云：[娄室寇邠州日，端屡战皆捷。至白店原（当作“彭原店”），撒离喝乘高望师、惧而号泣，金人目之为“啼哭郎君”。其为敌所畏如此。] 《中兴小记》卷八等所载均与此同。然考《要录》《中兴两朝圣政》等考证精详的史籍，所载与此有异，《中兴两朝圣政》卷七云：[初，娄宿（室）既陷陕，逐与其副撒离喝长驱入关，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曲端闻敌至，遣泾原路马步革司副总管吴玠及统制官张忠孚、李彦琪将所部拒之于彭原店，端自拥大兵屯于邠州之宜禄，以为声援。敌乘高而阵，娄宿（室）引兵来犯，玠击败之。撒离喝惧而泣，敌人因目为“啼哭郎君”。]据此，可知曲端在陕西的威名与其实际的军事成就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将泾原军的抗金业绩归之于主帅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