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曲端夺帅印

当金军于建炎元年底兵分三路南侵时，它实际占领的南宋土地并不多，且在南侵过程中并非百战百胜，如宗泽所率领的宋军对金军的作战就取得了相当成败；在陕西战场，金军遭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屡受挫折，那种摧枯拉朽的场面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此时[义兵起]（《宋史》卷三六九《曲端传》），更给南侵的金军以沉重的压力，抗金形势还是相当有利的。但从当时总的情势来看，以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宋朝廷，一意孤行妥协求和的政策，对金军的抵抗完全是迫于无奈，导致宋军处处被动，受制于金。具体到宋金战场，宋军除自身的腐败、缺乏金军骁勇善战的必胜气概外，还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各将领之间在战斗中不能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或者单打独斗，或者保存实力，因此即使是胜仗，对金军的打击也是极有限的。导致这种情况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此时南宋王朝自顾不暇，对各地将领的监督、节制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宋军各将领虽然对抗金的目标大多是一致的，但互不相能，都想在抗金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各怀鬼胎，这就极大地削弱了抗金的力量和优势。

此时的陕西战场正是如此，刘惟辅由于不愿受张严节制，导致张严兵败身死，使宋军刚获得的优势丧失殆尽；当麓延经略使王庶会泾原路兵欲追击金兵时，王似、席贡又不出兵。当建炎三年张浚宣抚川陕时，还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诸帅方互结仇怨，不肯相援，人心惶惶。]（《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张公（浚）行状》）这就使宋军难以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击。这种情况发展到曲端与王庶的冲突而达到白热化程度，导致西部战场兵权的移易，亦使金军靠着宋军的内讧占领了延安府等陕西的大部分地区。

曲端，字正甫，镇戎军（今甘肃镇原）人，原为王庶的部属。建炎元年底金兵南侵，曲端制兵泾原，招流民溃卒，积极进行抗金准备。至建炎二年二月。宋金在陕西战场互有胜负，王庶时为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曲端为节制司都统制，但是曲端[雅不欲属庶，]因此，当九月金军进攻陕西时，王庶召曲端在雍州（今陕西西安市）、耀州（今陕西耀县）之间会合，曲端即百般措辞，先是[具公状称未受（节制都统制）诰身。]在王庶派人将诰身送到曲端，自己率榔延兵先至龙坊时，曲端又借口[前曾有公移往还，正奏乞回避。]而泾原帅席贡亦另派统制官庞世才率步、骑兵万人来会，王庶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逐[檄席贡令曲端还旧任]，另[遣陕西统制司将官贺师范趋耀，别将王宗尹趋白水，且令原、庆出师为援，二帅各遣偏将刘仕忠[一]、寇辉来与师范会。所率兵不足一万人。王庶准备前往耀州督战，[已行，会庞世才兵至砏。]在这种情况下，曲端后悔了，[乃飞书止世才兵，复公状申节制司已起发赴军前。]由于贺师范轻敌，与金军遭遇于八公原，宋军失利，贺师范阵亡。于是刘仕忠与寇辉[各引去。]曲端[遂得泾原兵柄，][尽统泾原精兵。]（《宋史》卷三六九《曲瑞传》、卷三七二《王庶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八，《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一月壬辰）完成了夺取西部宋军主力指挥权计划的第一步。

此时，王庶和曲端不和的情况被金间谍所知，金军于是集中兵力进攻鄜延，康定统制官王宗尹难以抵挡金军的全力攻击，此时王庶在坊州，得知金军进攻康定，这夜赶往鄜延路以阻止金军前进。金军[诡道]攻陷丹州[，丹州界于麓、延之间，王庶遂率兵在麓州来路，令统制官庞世才、郑恩在延安来路阻击金军。此时，曲端统率泾原的五万精兵驻扎在邠州的淳化（今陕西省淳化），要有败地抗击金军，必须依靠曲端的精兵。时延安府东城已被攻陷，金军并力娃攻西城，形势非常危急。因此王庶不断地移文曲端，令率兵前来阻击金军，以解延安之危。同时又派遣使臣数十人前去劝说曲端，但手握重兵的曲端对此毫不理会，王庶又派其属官鱼涛前往监督曲端军。曲端表面上答应出兵，实际上却未发一兵一卒。权转运判官张彬此时为曲端的随军应副，问曲端进发的日期。曲端振振有词地说：我所以没有马上进发，是衡量陕西与鄜延的利害轻重得失，如果率兵进发，金军长驱直入，则陕西全境都将陷没，[不如直抵巢穴，攻其必救。]表面看来，曲端的括不无道理，但从曲端的本意和实际行动来看，却纯粹是为保存自己兵力，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且最终摆脱王庶的节制。

于是曲端自己率兵攻打蒲城县，令吴玠率兵攻打华州，时吴玠为泾原兵副都监，对于几乎无金兵把守的华州，吴玠自然毫下费力地攻取。尽管蒲城无金兵，但曲端并未攻取蒲城，而是[引兵趋耀之同官]，又迂路由邠州三水镇与吴玠会合于襄乐，襄乐位于深山之中，离金军有五百里。显然、曲端的军事行劲并未达到[攻其必救]的目的，而他保存自己兵力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

与此同时，金军全力进攻延安，王庶招集流散逃亡的宋兵前去援救，知凰翔府王璞也将所部兵从兴元（陕西汉中市）出发援救。当王庶至甘泉，延安守军因寡不敌众，已被金军攻陷。王庶[即无所归，逐以军付（王）璞，而自将百骑与官属驰赴襄乐劳军。]王庶此时未能看到自己与曲端势力此消彼长的现实，[犹以节制望端，欲依端以自副。]这就使曲端更加深了对王庶的怨恨，也从使曲端下决心夺取王庶的的帅印。曲端一向以治兵严称，[叩其壁者，虽贵亦不敢驰。]当王庶至曲端军，[端令每门减其从骑之半，至帐下，仅有数骑而已。]主客之势已易，[端厉声问庶延安失守状，且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爱天子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谋即军中诛庶而夺其兵。]在陕西战事尤其是延安失守上，其过本在曲端，而曲端反归咎王庶，并连夜赶往宁州（甘肃省宁县），怂恿陕西抚谕使谢亮[请诛庶归报。]但遭谢亮拒绝而未达目的。[因复归军。]次日，曲端拘糜王庶官属，又夺王庶夺节制使印。时值宋朝廷下诏令王庶守京兆，而王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罢。]（《宋史·曲端传》、《宋史·王庶传》、《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一月壬辰、《会编》卷一一九）曲端终于逐其心愿，完成了夺取王庶兵权、统领陕西军队主力的计划，陕西宋军因此也遭受了惨重损失。

平心而论，就其军事战略眼光、指挥才能及治军严明来说，曲端并下逊于王庶，甚至有过之，后来富平之战前曲端对当时宋金军事形势的分析及提出宋军应采取的对策，确实说明曲端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罕见的将才，《宋史·曲端传》评价曲端[有将略，使展尽其才，要未可量。然刚愎，恃才凌物。]确是恰如其份的。曲端在夺帅过程中对鄜延被围宋军采取观望乃至远离战场的态度，导致延安城的陷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陕西主力宋兵统率权从王庶移到曲端，就短期而言，对陕西抗金形势并无多大害处，因为宋军毕竟是在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卓越指挥才能且治军严明的将领的统率之下，曲端以后在陕西的作为也澄明了这点。特别是张浚不久就带着宋廷使命宣抚川陕，节制诸将，[诸将惕息听命，] （《宋史·张浚传》）有效地抑制了曲端的专横跋扈。更重要的是，曲端夺帅事件对吴玠后来的军事生涯产生了虽然是间接但显然非常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一事件是后来张浚贬黜、斩杀曲端最深层次的原因，也是南宋初年罢黜武将专横最典型的事例、由此导致了往来吴玠取曲端而代之、而吴玠的一系列抗金伟业，正是依靠曲端这支军队为基础而创造的。同时，目睹了宋军因争权夺利的内讧而给抗金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显然使吴玠更加认识到抗金事业中宋军内部的团结和战争中互相支援的重要性。陕西宋军后来的抗金斗争说明，吴玠在战争进程中有效地消除了宋军的这个痼疾，如饶凤关之战即是一个很好的战例。这使后来统率川陕宋军的吴玠从惨痛的教训中吸取了极有益的经验教训，无疑有积极的警示作用。

注 释

[一] 刘仕忠：《三朝北盟会编》作[刘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