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提出、吴佩孚支持的旨在"削藩"的废督裁军实际上不了了之。

(3)武力统一

恢复法统与废督裁军实现统一的途径的落空，促使一心想实现统一的吴佩孚又回到武力统一的路子上来。而这一统一途径，与前两者相比，非但得不到各路军阀的支持，更得不到全国人民在舆论上的支持。

吴佩孚武力统一的主要矛头是南方的孙中山、浙江的卢永祥和东北的张作霖。这样，吴佩孚将自己置于孙中山、卢永祥、段祺瑞、张作霖的共同讨伐下，与此同时，反对武力统一的还有湖南的赵恒惕、云南的唐继尧、四川的刘湘等。对此，吴佩孚首先用防浙、攻滇、进川、联赵的政策对付次要对手；然后对主要对手视情况不同区别对待：对东北的张作霖，采取重兵设防，待机出击的策略。1923年派部队增防赤峰、山海关等军事要地，作好既防备奉军入关，又待机打入关内的部署；对广东的孙中山，则联络广东军阀陈炯明，于1922年6月，孙中山北伐攻克赣州时，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仓促退到上海。但形势很快有了转机，滇、桂两系联合于1923年1月将陈炯明逐出了广东，孙中山重回广州。1924年5月，吴佩孚再次命孙传芳进攻广东。但孙传芳意欲拥兵自重，无意为统一卖力，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攻粤计划落空；对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吴佩孚则用军事包围的策略。围而不打，控制其势力，以集中对付孙中山和张作霖。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既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支持，其结果也只能成为一种一厢情愿的"梦想"。

7．镇压工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领导下，立即把组织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在1921年8月到1923年2月一年半的时间内先后组织了陇海、津浦、粤汉等八大铁路大罢工，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高潮。其中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发展最迅速，到1922年底，已建立起了十六个工会。为了统一京汉铁路工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内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因为吴佩孚坚持不靠洋人，不借外债，所以截留京汉铁路的收入，就成为他解决军饷的主要来源。中国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战争古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京汉铁路是他统率军队在军阀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1922年8月，郑州京汉铁路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进行筹备工作。同月，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吴佩孚没有对罢工实施镇压，罢工很快取得了胜利。工人每月增加工资三元，而如此以来，吴佩孚的军费收入每月就减少了六万元，每年损失七八十万元。这年秋天，京汉、粤汉铁路工人再次举行罢工，吴佩孚再次表示默许，罢工再次取得了胜利。

工会组织的纷纷成立与罢工斗争的一再胜利，促成了工会组织领导对形势的乐观估计。1923年1月初，党的北方区委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将这次会议的宗旨、地点、日期全部登报公布，这次行动得到了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的准许，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已得到了吴佩孚的默许。但不久，曹锟获得信息电告吴佩孚："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禁止。"铁路局长赵继贤随后得到的密报也透露了工人有借总工会成立之机举行大罢工的隐患。京汉铁路大罢工，无疑会中断全线铁路运输，这也就等于彻底断送了吴佩孚的经济来源。而此时，正是吴佩孚大力推行武力统一的关键时刻。吴佩孚对此不能听之任之。他一面公开派副官于1月27日赴郑州调查工运事实，秘密派便衣警察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罢工虚实；一面按曹锟指令增兵铁路沿线各站，对可能发生的罢工严加防范；同时，委派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宸亲赴总工会进行谈话，力劝工会切勿开会。后吴佩孚亲自出面与工人代表谈判，但他提出的关于改变地点或延期开会的谈判意向在工人代表的坚持下未达成一致。吴佩孚按照事前部署，准备一旦工人集会或罢工，便坚决镇压。2月1日，郑州执行吴佩孚的命令，宣布"戒严"。但云集郑州的工人代表还是冲破防线，冲入会场，宣布总工会成立，并决定于本月4日，实行全线总同盟罢工。4日，京汉铁路全线罢工，千里铁路线立刻瘫痪。5日，吴佩孚下令京汉铁路全线驻军。7日，开始对罢工工人进行逮捕和枪杀，造成"二七惨案"。全路工人死五十余人，伤三百余人，一千多人被开除。

"二七惨案"表现了工人为争自由的忘我斗争精神，展示了工人力量的伟大。但也使工人乃至中国革命付出了重大代价，中国工人运动从此走入低潮。"二·七惨案"也使吴佩孚长期在全国人民中经营起来的"爱国军人"、"进步军人"、"保护劳工"的良好形象破坏殆尽。实际上，这恰表明了吴佩孚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军阀的复杂性，他诞生于旧时代，投身于北洋军，是北洋军和动荡的时代为他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从小接受了"严华夷之辨"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使他在民族具有了抵制外侮的浩然正气。而他又毕竟是一个近代军阀，在武人政治的时代，效忠上司，拥兵自保是他的必然选择。正如郭剑林所分析的："他有广大的政治抱负而无实际的政治手腕；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无统帅的襟怀和技巧；他脑袋陈旧、思想冬烘，只知忠心事曹，从一而终，一心一德效忠北洋，而不能辨明顺逆，自创事业；他有自己的主张和政策，但不能制止直系内部的分裂和离心倾向；......他有廉洁的作风而缺乏政治家的气度，以及宽容的政策和令人感怀的政德......"古今交汇、新旧杂陈与独特的生活经历注定了吴佩孚作为一个军阀在人格上的复杂性。

自1920年6月从湖南撤兵北归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败离去历时四载，在这四年时间里，他坐镇中原，雄视天下，打败皖系，降服奉系，遥控北京，众多文官武将汇集帐下，名流宿彦往来于府邸，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达到了鼎盛。1923年，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各方要人到洛阳祝寿者，达六七百人之多。甚至自诩"文圣"的康有为也专程远道而来，并献上亲手撰写的寿联：

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吴佩孚的洛阳盛况，非但其他同时代的中小军阀所不能比，即如曾国藩、李鸿章乃至他的上司曹锟、他的强劲对手张作霖也无与伦比。如果借着这一声势，继续顺应潮流，应合民心，对内改造直系，对外联合进步势力，打击落后势力，把握时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更大更久的"功业"。然而，他的军阀视野，他的愚忠，他对共产主义的抵触决定了他不可能再向前迈进一步，去成就更大的事业。因此，他的鼎盛期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他人生的转折期。武力统一既遭到军阀内部的抵抗，导致了内部的分崩离析，镇压工运又招致了全国人民的指斥与唾骂。这些是他的军事与政治生涯由盛而衰的契机。

8．直奉再战

在吴佩孚致力于"武力统一"的时候，曹锟正加紧为贿选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