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鄂"战争只不过是吴佩孚及其直系军阀小试锋芒以维系或扩大费力范围的一个小插曲。直系实际上的真正对手还是奉系。从直皖战争亡F攫取了巨大利益的张作霖，俨然以太上皇的身份控制了北京政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奉系扩大势力和向关内渗透而谋取利益。这一直是吴俪孚所无法容忍的。

1922年4月，曹锟在吴佩孚的建议下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毒和战大计。吴佩孚明确表示：奉张不除，国无宁日，直奉冲突，势所必然。洛阳练兵，已使他作好了充分的对奉作战准备。在直奉之围绕梁士诒内阁进行了一段时间唇枪舌剑的电报战后，4月19日，张作霖首先发难，痒先发表讨直通电，要以武力一决雌雄，而直系的曹锟也在一番求和的努力宣告失败后，全权授予吴佩孚准备迎战。吴佩孚以牙还牙，以直军全体将士的名义通电全国，历数张作霖十大罪状。同时，一边使用外交手段争取周边中立，一边筹措军饷，调兵遣将。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名义上的总司令是曹锟，实际上则是吴佩孚。直军以洛阳为大本营，主力集中长辛店，前敌指挥部设于保定；奉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大本营设于军粮城，兵分东西两路迎战直军。从战争双方的实力看，无论兵力还是装备，奉军都胜于直军。但由于直军训练有素和吴佩孚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很快扭转了交战初期的不利局势。西路率先告捷，吴佩孚很快移军东路，集中优势兵力合围东路，奉军很快被逼出关外，请求调停。吴佩孚鉴于继续追击会招致日本的干涉以及南方孙中山的北伐，同意调停。6月中旬，直奉双方在英人的调停下签订"罢兵协定"

第一次直奉战争从4月29日一5月5日，仅历时七天，就以直系取胜，奉系退回关外而告结束。

第一次直奉战争就本质而言仍是军阀之间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内讧和自残行为，对双方而言均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但就客观而言，张作霖被逐出关外，则有利于中原局势的稳定。正如党中央的看法："吴佩孚好过张作霖""他反对亲日的梁士诒内阁和自民国以来一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交通系政客以及亲日派奉张，则是差强人意的事"共产党的评价显然是就两个军阀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而言，是就吴佩孚具有坚定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而言。

6．致力统一

1922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耀武扬威的张作霖退回东三省，北京政府真正为直系控制，成了"直系即中央"的局面。吴佩孚显然已经以他值得炫耀的军功成为直系的支柱。自出道以来军事上从未失败的闪光记录以及在大小军阀中实力和威望的扶摇直上，使他飘飘然忘记了周边环境的复杂，以为可以一呼百应，支配全国，按照他的意愿实现全国统一。结果成为反对者的众矢之的。

(1)重续法统

早在直奉战争前，黎元洪的一些谋士和旧国会众议院议员就先后到洛阳和沈阳，分别向吴佩孚和张作霖游说，试图通过恢复法统实现南北统一。游说之士自然带有个人目的。而在吴佩孚看来这倒不失为一个实现统一的好办法。直奉战争刚一结束，又有如下中外舆论引导："倘吴氏得为中国之独裁者务必变昔日诸独裁者之行径。吴氏今日正有绝好时机，扫除国内离携分子，统一全国，建树莫大之勋"，"应召集旧国会，制预算，裁冗兵，定省制，分军区，至宪法成，而民国之基以固。"吴佩孚听取了这些舆论献策，开始逐步实现他的统一计划。

为了避嫌，他首先让新崛起的军阀孙传芳通电表示要恢复南方坚持的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补选副总统。电文如下：

"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宿，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指南方孙中山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通电发表后，各界、各派、各种势力反映不一：徐世昌感到失落；孙中山不作应答；梁启超通电赞同；旧国会议长吴景濂兴高采烈；曹锟反对。以曹锐为首的曹锟嫡系左右认为：天下既有直系拼死打下，剩下的就是驱逐徐世昌，由曹锟接任大总统，完全没有必要将自己打下的天下拱手让于黎元洪。吴佩孚的想法并没有如此简单，他有他的深思熟虑：恢复法统一则可以消除孙中山政府的护法旗帜，使南方政府失去根据而自动消亡；二则可以通过重续法统，抵制各省军阀的联省自治，以便于实现武力统一；三则以黎元洪政府暂作过渡，待条件成熟再徐图让曹锟通过国会选举的"合法"途径当上大总统，这样可避免直系成为矛盾焦点，而影响全国统一。吴佩孚的考虑全面深刻，曹锟只好按捺住当总统的渴望，对吴的计划表示认可。

(2)废督裁兵

地方的督军制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清末的督抚到民初的都督，再到1916年的督军和1922年的督理，虽然几经易名，但督军制这种集地方军政财各项大权于一体的特质始终未变。这种地方统治制度犹如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必然因为地方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而成为左右或威胁中央的敌对势力。事实上也果真如此，当督军们感到自己实力不够的时候，他们会暂且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调遣，而一旦他们感觉有足够的实力和中央抗衡，则可能随时通电脱离中央、动辄拥兵自重，自立门户，或以独立威胁或左右中央政局；而各督军彼此之间则常常会因为势力的不均衡而不断发生摩擦，动辄兵戎相见。在他们的相互火并中首当其冲遭殃的是老百姓。因而，督军制的存在就像生长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颗毒瘤，是国家民族水深火热的渊薮。所以，对于这种督军制，不同方面人士都曾表示过憎恨。国会议员王源瀚等在呈国务总理文中曾提出：中国必须先废督而后裁兵，非废督则兵不能裁，非裁兵则民不堪合；孙中山也说：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为了推动废督裁兵运动，上海、北京及粤、川、滇、苏等纷纷成立了各种民间性、地方性组织。故而，黎元洪在复职前，于1922年5月6日通电全国以"废督裁兵"作为复任大总统的条件。黎元洪如此做的真正目的或许是为了沽名钓誉，博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或许是为了向直系军阀宣示他不再甘心以往那样作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傀儡；或许是借此将全国军权从督军手中集中到自己手中，以消除地方割据的祸患；也或许另有其它目的。但这一举措在实际中却成了泡影。正如郭剑林所言，"在武人政治时代，与军人言'裁兵'，无疑地是与虎谋皮"黎元洪一段时间的上窜下跳，结果只落得表面响应，而实际上却无人付诸实施。吴佩孚倒是对于这一政策表示默认，可能在他看来，中国变乱相寻，兵连祸结的根源的确是军阀与政客，二者勾结，强奸民意，灾难迭起。所以，只有他为废督裁军开具了具体办法：凡有军职者一律不许再做督军；亦不得兼领师长；武人不要地盘。并明确规定"大省二师，中省一师一旅，小省一师。统计不过四十师之数。其退伍士兵，则采用在乡军人制度，给以极少之饷。将来一旦有事，立可召集。"他并且从直系内部开始，尝试将这一计划实施。他下令免去本系地方实力派所兼师长之职，借以削弱巡阅使、督军所掌握的军事实力。但是，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手下宿将如王承斌、冯玉祥、齐燮无、萧耀南、张福来等的强烈不满和抵制，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联名集体辞职，致使直系内部不稳。吴佩孚为这次行为付出了巨大代价，他面临着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