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大陆最后一支割据势力被消灭，清王朝进一步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步伐。对于吴三桂底定云贵、统一西南之举，清王朝曾给予高度评价，康熙元年五月十一日(1662年6月26 Et)谕礼部日：“平西王吴三桂镇宁秦、蜀，绥辑滇、黔，抚顺剿逆，茂著勋劳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度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3](卷六、康熙‘元年五月癸未)

二、平叛戡乱。改土归流

云南、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汉、晋以降，历代王朝都实行羁縻统治。元朝先后设置了宣抚司、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和长官司等机构，除长官司专设少数民族地区、长官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外，其余各司多设“远服之地”，官员则或土或流。到明朝时，宣抚、宣慰、安抚、招讨各司，分别从流官中分离出来，与长官司一样，发展成为完全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机构，于是土司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到明、清之际。土司在云贵地区很有势力，按照谷应泰的说法，“苗俗叛服不常，乃其天性[4](枯六十九(平蕾安”，此说固然是出于民族偏见之论，但土司制度也确有很强的割据性，不便于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如云南丽江土知府木氏，不惟领地数百里，“官室之丽，拟于王者”，而且设关置卡。“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远方来者亦止，阍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诸州守，从天朝选至，皆驻省中，无有入此门者，即诏令至，亦俱出迎于此，无竞达”[5](眷七上‘滇游日记六"，俨然地方一霸。

明朝对土司的管理是很不得力的①。其实，历代王朝在云、贵地区都未实行过有效的管理和潜心开发。这种局面的根本改变，是在吴三桂进驻云、贵之后。还在顺治十五年，清军兵分三路进攻贵州、云南，“云贵既平，各土司俱奉贡赋，遵约束”[ ](眷五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