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筹办新报，与《时务报》互为表里在《时务报》成功创刊不久，吴樵也在考虑于湖北办新报的问题。丙申(1896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致汪康年信中说：思另辟一报馆， ( 汉报 将辟， 拟另开一报馆， 已撰章程集股矣。与 时务 表里。时务 ，士大夫之报； 此报，商贾之报也。凡 时务 所及者， 皆不复，而又用英商字样，有 时务报 所不能言者， 此报能言之。此间与商者，王芑丞、张伯纯、谭复生、刘淞芙诸君。

吴樵有这种想法，当因梁启超在澳门助办《广时务报》而起。在吴樵看来， 《广时务报》创办，虽是“办法极好” ， “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 。但也可能由其言论过于激进，将会招致对《时务报》的攻击，即所谓“我堂堂大国于澳门只可瞠目而视，然《时务》必任其咎矣”。故他一方面建议二报在名称上不宜重合，梁启超也“不宜兼衔” ，以防不测。另一方面，为了进退有据， “多营其窟” ，再办一个较之《时务报》，激进色彩更淡的报纸似乎就有了必要。

樵拟在此创一报，名日《民听报 ，用美商招牌，其议论一切，面貌专不与沪、澳两馆相符，暗中声气必须相通。章程若得， 即送上核定。三馆以神合貌离为主，若是则鼎足之势成矣。

从中可以看出，吴樵的设想是：三地办三份报纸，澳报由于清廷鞭长莫及，可以无忌惮地宣传维新思想； 沪报面貌居中，思想较时论稍超前即可；而鄂报则为“商贾之报” ，维新色彩更淡。这样，三馆“神合貌离” ，互为“鼎足之势” ，进退有据，报馆的阵地也就稳固了。但是由于吴樵过于坚持“宁慎于始，以期持久”的方针，报馆人选的确定上也有一  定困难。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则是报馆的筹款遇到困难，所以一直到次年春，报纸的筹办工作仍然进展缓慢。至1897年四月吴樵去世， 办新报之事就自然夭折了。

三、吴氏父子与“汪梁之争"及其他

《时务报》创办后不久即产生了经理汪康年和主笔梁启超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这已为学人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