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与1926年武汉之战

关于1926年吴佩孚在武汉指挥直军与北伐军的大会战，史学界目前研究得很不够，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探讨。恰逢明年要在山东蓬莱召开有关吴佩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笔者着意查阅吴佩孚的资料，欣喜发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1961年对吴佩孚的幕僚汪崇屏的采访纪录：《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大陆迄今未见征引，学界未予以重视)，另参考海内外相关材料，特就吴佩孚与1926年武汉之战问题提出看法，并请指正。

武汉之战初期关于吴佩孚南下的具体情况，史书上多语焉不详，今特予以补充。1926年8月14日，由直军、奉军、直鲁联军发起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南口战役结束。与此同时，由于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北伐，湖南局面变化，唐生智归附革命军，率所部由长沙攻岳州。北伐军的战略是：“提早攻击，使吴佩孚无整顿增援之余暇。”8月16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讨伐吴佩孚宣言，称江汉之战关系到中国国家与民族之能否恢复自由独立，是决战之最后时期。19日，国民革命军向汨罗江叶开鑫军及吴佩孚发动攻击，旋克平江、长乐，吴佩孚部余荫森军溃败，董政国、陆两军覆没。

吴佩孚在南口战役期间，为与奉系争夺平汉线北段控制权，竞发誓：“南口一日不克，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31客观上讲，吴佩孚的这一态度对后来战事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8月21日，湖南李倬章等急电乞速南下，吴佩孚乃召齐燮元代总司令职务，留长辛店处理一切，自己则连夜南下。【41他在起程时电请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局，张回电表示愿意派兵帮助他对付南方，吴佩孚婉言谢绝，并命田维勤、魏益三、王为蔚等部悉数南下。南下那天，奉军代表同吴佩孚的幕僚汪崇屏在北京上车，准备在长辛店给吴送行。但等他们到长辛店后，吴佩孚已经先走了，于是他们追到保定，才追上。22日，吴佩孚在保定召开会议，邀请奉方代表郑谦等出席，吴佩孚主张对北洋政府暂时维持现状，必要时再作改组，奉方表示仍听从吴佩孚主持政局。

次日，吴佩孚从保定起程。在奉军代表与吴寒暄时，靳云鹗也上车同行。24日，车到郑州，吴佩孚检阅军队。[91靳云鹗则称病不走，只好任他在郑州下车，到鸡公山“疗养”去了。

车到驻马店，前方来电报称岳州已经失守，必须派兵增援。这时调谁的军队呢?吴对幕僚蒋雁行说；“调高汝桐好不好?”蒋说；“好!”吴佩孚的失败就在调用高师的一念之差。

靳云鹗在郑州下车后，马上赶到高汝桐的师部指挥。25日，吴佩孚到汉口后，形势已经非常吃紧，吴除卫队外，只不过一旅人马，刘玉春的半师据守前哨防线。吴佩孚要汪崇屏回去催部队，汪当时打电话给高汝桐，问他在哪里见面。高汝桐邀请汪在平汉路花园站见面，实际上他那时带来的队伍不到一旅人。见面后，汪崇屏问他：“你的队伍全到齐了吗?” 高硬着头皮说： “齐了!”于是汪打电话给吴，要吴将汉口军队调入武昌，再由高汝桐师接防汉口。哪知高受靳云鹗的影响，带着队伍慢慢地前进，走一站，停一站，并且留下队伍占据着铁路与车站，使其他的军队无法通过。当时吴佩孚有十几万人马，都在武胜关外，受高师阻挡，不能前进。前方无可战之兵，这给了革命军以可乘之机，否则北伐不会如此轻易成功。如果吴佩孚有一旅人在前方，革命军也不会顺利通过。

汀泗桥之战前，吴佩孚十分自信，“恃其威力，以为亲临前敌，不难振作士气，待大队援军驰至，必可恢复其失地。”他对部下称： “敌人已经中了我的诱敌深入之计了!我叫馨远(孙传芳)派兵由铜鼓、修水、萍乡进攻湘东，又叫云南、福建两省各派劲旅进攻两广，我的军有三师、九混成旅在三天之内可以集中到武汉来。我将亲自率领兵舰进攻岳州，并与馨远相约会师长沙。” 】作为回应，孙传芳以自卫为名，分三路出兵江西增防，25 日又决定继续运兵10万至江西。同一天，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总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决定死守汀泗桥、咸宁、白墩之线，还计划炸毁武泰闸决金口堤堵截国民革命军。22日，唐生智率大军进攻岳州，宋大霈等与战不利，退出岳州，唐军冲人鄂境羊楼司、通城等地，并与李宗仁在羊楼司会议，决定四路进攻汀泗桥。

关于汀泗桥战役的开战时间，说法不一。章伯锋主编的《北洋军阀》第六卷上称：25日，“国民革命军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部与吴佩孚军之宋大霈、董政国、陈嘉谟等部激战于汀泗桥”。而蒋自强等著《吴佩孚》则认为是“8月26日，北伐军发起对汀泗桥的总攻击。”据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北伐简史》上记载：“8月25日晚，右纵队第四军陈可钰代军长综合判断知当面之敌，遂即调整部署，于翌日拂晓开始攻击前进。”引《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上称：“26日，革命军各部队开始攻击。”再考虑到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也称：“8月25日，革命军军部到达石坑渡， 十二师之一部，占领中伙铺车站”；且被吴佩孚委任为讨贼联军第八军总司令一职的刘玉春是在26日于汉口通电就职的， 当可判知汀泗桥战役的开战时间是8月26日。《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上说：“8月28日著名的汀泗桥战役”，[22 则是指该战役最紧张的时段。

关于汀泗桥战役中的参战人数，许多书上的记载均认为很多。如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称：“吴佩孚于8月26日率刘玉春师抵汉口，即于次日至前敌，据汀泗桥之险，于桥上设铁丝网，附近山水要道悉筑巩固之防御工程。宋大霈率由平江、通城、岳州一带退却各军，及后方之生力援军陈嘉谟部第一百团，合计兵力2万余人，据险坚守。旋吴佩孚更亲率刘玉春及彭祖佑之军官团马济、娄云鹤部之游击队等主力劲旅参加战争。”革命军方面有四路合攻计划： “一，以中央军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由崇阳、通山抄攻汀泗桥；二，以第七军迅取蒲圻，会攻汀泗桥；三，以第八军之一部助第七军由蒲圻会攻汀泗桥；四，第八军何健、刘兴两师渡江下嘉鱼，抄攻汀泗桥。”1 23 《北伐简史》上记载：吴佩孚方面的军队计有：“宋大霈、董政国、王梦弼、李乐滨、孙建业等残部固守汀泗桥⋯ ⋯ 并由鄂省第二十五师之第一百团、军官第十大队及王献臣部占领汀泗桥西侧高地。”而汪崇屏的回忆则认为：“8月28日著名的汀泗桥之战，吴佩孚的军队参战的不过一旅人，由刘玉春指挥，革命军的人数也不多，双方总共参加的军队不过万人，死伤也很少。至于说革命军势力雄厚，也非事实。”其意是指刘玉春部的半师人马，其他的多为残部。在汪崇屏看来，只有吴佩孚的第三师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军队。章君谷在《吴佩孚传》中认为：“仅只刘玉春所部能够略挺些时，其余各部，大都是前军冲散了后军。” 至于死伤人数，有记载称：“是役革命军损失极大，而吴军亦战死官兵以千计。”[27I汪崇屏久经战阵，对此看来不以为意。国民革命军分散作战，也影响了战斗进程，若不是铁军的英勇奋战，胜败尚难预料。

关于吴佩孚在战斗进行中逼迫部下，杀死多人，许多书上均有记载。章君谷在《吴佩孚传》中说：27日，“吴佩孚便派出八个大刀队，分八路监阵，一遇官兵退却，不分阶级，挥刀便砍。就在那一天之内，吴佩孚当场处决畏缩不前的旅、团、营长，即达九名之多，因临阵畏缩而砍掉脑袋的下级官兵，不计其数”。29日，“吴佩孚气得两眼血红，迹近发疯 他手持大刀，带着执法队长赵荣华，举起刀来飞舞如风，转眼间被他手刃溃兵一百余人，然而，即令刀光霍霍，人头滚滚，也阻止不了北洋军的四散溃逃。连吴佩孚和赵荣华的执法队，反倒受了溃军的包围，兵败如山倒，堵不胜堵，杀不胜杀。”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说：27日，“吴军大刀队”“接连砍下了临阵退缩的团营长九颗血淋淋的人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上称：27日，“吴氏乃将失守汀泗桥之旅、团、营长九人正法，并下令有敢后退者将受同样处分。更以大刀队在八个地点督战，遇有后退者，不分官佐士卒概斩杀之。”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称：“及吴氏抵汀泗桥时，汀泗桥已初次入革命军之手，吴大怒，就地斩退缩不前之旅团营长等将校九人，并下令退却者杀无赦， 以大刀队分八路监督各军，严行执法，所部震慑， 莫敢不前。”I 《吴佩孚先生集》上称：27日，“先生躬亲督师，斩退缩不前之旅、团、营长九人，并下令退却者杀无赦，以大刀队分八路监视各军，严行执法”。“30日贺胜桥继续苦战，前军失利败退，先生再亲临督战，手刃后退官兵百余人，赵荣华之执法队不能遏止前线之溃退，反受溃兵之包围。”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一书称：27日，“吴佩孚、陈嘉谟、刘玉春赴咸宁督战，并分派八路大刀队监视各军，旅长余荫森及八名团、营长，均因临阵退缩被斩首。”[33I蒋自强等著《吴佩孚》说是8月26日，吴佩孚组织了大刀队，杀了九名军官，27日又亲自手持大刀，随大刀队一起，“转眼间砍杀其溃兵一百多人”。[341等等。论及结果，多认为有效果，只有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与蒋自强等著《吴佩孚》认为无效。后者是引用前者的。

从上可知，在吴佩孚督促杀逼事件上，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内容、效果上都有出入，不可信。正如汪崇屏在访谈中所说：“所谓的传说吴以大刀队督战，吴并且手刃后退军官数十人， 全系捏造。”毕竟，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的秀才军阀，与其他军阀那种杀人如麻等行为不可相提并论。

就在汀泗桥失守的8月29日，吴佩孚军又在贺胜桥与北伐军激战，吴军落败。次日拂晓，吴佩孚督促援军反攻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之结合部，战至下午7时，吴军溃退，残部向武昌急遁。蒋自强等著《吴佩孚》称29日北伐军攻下贺胜桥，不实。31日，吴佩孚在郊外设立司令部，重新布置武汉防务。9月初，吴佩孚退守武汉，坐镇查家墩。7日，汉阳失守，吴于当天撤离汉口后，革命军根本没有队伍开入。[421所谓“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 之说，不确。汉口撤退时，吴的军队尚有于学忠一军，刘玉春半师，卢金山一师，赵荣华一师。卢师与赵师驻防在宜昌、沙市、秀山、荆紫山一带，以防川军，因而湖北的力量都布置在那边没有调动。如果调来用一下，武汉也不一定丢。卢与赵因跟皖系关系密切，吴不愿意用他们，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

关于刘佐龙响应革命军问题，史书记载颇不一致。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六卷上说：5日，“国民革命军向汉阳发起攻势，鄂军第-N师长刘佐龙倒戈反吴佩孚， 汉阳随于次日克之”。[45I《北伐简史》上也称：占领汉阳的时间是6日。持6日一说的还有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一书。而《吴佩孚先生集》上称：6日革命军占黑山，刘佐龙部起而响应，合攻守御兵工厂之高汝桐部，高败退汉口；7日，刘佐龙占领汉阳，发炮攻击吴佩孚在查家墩的总司令部，吴被迫退向祁家湾。 不实。关于刘佐龙响应革命军后，以大炮轰击汉口一事，说他叛变实在是冤枉他。那时有一群土匪，大约200多人，准备向革命军投诚，革命军并没有说明要他们。他们走到沙洋村，将村子封锁，与外边隔绝，抢到几只船，顺

流而下，到刘军驻地，乘刘不备，将刘的弟弟捉到作为人质，强迫刘佐龙下令向汉口发炮。I49 《吴佩孚先生集》上记载：9月3日，“获刘佐龙弟谋叛罪证，先生不究，令佐龙管训”。【50I可资佐证。9月7日吴佩孚在汉口退却时，他已经上了车，却又下车要坐船过江去武昌。汪崇屏与张其锂坐的车厢，恰好与吴相邻，张去劝他无效，要汪去跟他讲。汪说：“我跟他讲也没有用。”停了一会儿，汪在一张便条上，写着“靳(指靳云鹗)在我之后，我们可先入关(指武胜关)，以便指挥队伍”。叫传令兵送过去。汪深知吴有一种怪癖，如果遇到什么重大的事，你越劝他，他越不听。你说一句，他驳一句。如果写字条给他，他一定耐心看完，所以等他看完后，汪才去见他。吴佩孚见汪后劈头就说：“你的意思很对，但是我要做人，不忍心把刘玉春丢在武昌，自己跑掉。”马上便要下车上船。这时很多军队都已经上车，事实上不可能再坐船，所以汪跟他说：“要上船也可以，我们到谌家矶再上船好不好?”他未表示可否，汪知道他的主意变了，车开到谌家矶，根本没有停车，吴也没有询问。车到横店，前面的孝感站撞车，不能通过，吴心里很焦急，可是仍故作镇定。天快亮时有情报，前面发现了敌情，他对我说：“好了，等着当俘虏吧!”后来接到报告，才知道是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第一百团，大家虚惊一场。吴佩孚命令部队在车站集合，他训了两句话，就叫部队先走，他紧跟在后面，汪崇屏也跟他走，将全车幕僚连吴夫人都丢在了横店。后来平安到了孝感，他马上便问：“太太与子武(张其铿)怎样了?” 汪告诉他已经派车去接。9月10日，吴佩孚退到信阳。不久，他在河南也呆不下去了，又流亡四川，步人人生的下坡路。

10月10日7时30分，守卫武昌的吴佩孚部3万多人悉数被俘， 陈嘉谟、刘玉春也被生擒。至此，围攻40多天的武昌名城被北伐军占领，武汉之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