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樵参议此事的具体时间不详。但从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信中所称“欲如吾辈去年所议”之语看，他至少在1895年间即已经参与了《时务报》的筹划活动。光绪二十二年初。办报事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二月二十一日．吴樵回函汪康年，就办报的具体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要点是：第一。以京师官书局分局的名义恢复学会，但不受京师诸人的干预。第二。主要业务为译报，汪信中所言译《礼拜报》的意见甚好，但“不可言教”。即不宣扬康有为的“孔教”理论。第三，根据财力，出版方式以旬报为佳，汪言办报地点设在租界甚好，但规模不宜过于宏大。第四，在资金筹集上，各省分别招股不如以一“交游广而喜言时事者”总领招股为妙 ”

在吴氏父子关于办报的方针中，值得注意的是其策略思想，即办报之初，要低调、循序渐进。

第一是要小规模，不要过于张扬。在三月十三日信中，吴樵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说：顷与卓(梁启超)言：不可太恢张， 当徐徐图之，以渐扩充。公来书以小为嫌。樵意中国此时做事，欲如吾辈去年所议，一时断不能行，惟此小规模或不为人所忌，可以渐增渐大。

第二即是“不可言教” ，或日“但开报馆，不言讲学” 。

二者意思一样，都是指在报纸中不涉及、不宣扬康有为的“孔教”理论(如孔子改制、孔子纪年等)。除了提出办报的基本策略方针外，吴氏父子在办报的筹款、人选、争取官方认可方面，也颇有贡献。在筹款事宜上，吴德  氵肃  曾为汪康年出主意：鄙意译报事何不谋之公度文于北洋筹款。公度文北洋新用事，为之想易。况有慕韩为之助。然如此办法，又恐于鄂事有碍，好在公于仁和有连，惟公能之，想亦无碍” 。又称：沪款如不能挽回，何妨弃之别图，或觅谋于仁和如何?

吴樵也为汪献策：刘云搏太守者，丹徒人，与家君多年至交，伉爽能留心时务，现谋办芦汉铁路，在申集赀，公不可不往访之，第言与家君至交，渠必能为公奔走，筹款一切可与谋之 。

《时务报》创办，资金最堪担忧，汪为此几至绝望。吴氏父子以上建议，既是对“沪款不能挽回”现实状况的变通解决方法。又是吴樵对前信中建议改“各省分招” 集资为以一“交游广而喜言时事者”总领招股方法的具体实施。他们提出的两个人选—— 黄遵宪(公度)和刘鹗(云搏)，也非常有价值：由黄可求助于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王文韶(仁和)筹款。通过刘则可借芦汉铁路之集而招股。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办报人选方面，吴氏父子最大的贡献则是促进了汪梁的合作。在1896年元月至三月期间，他们为梁启超加入办报一事不断与汪通信。先是吴樵向汪推荐梁启超：卓如近在间住，意欲到沪助公，或在鄂译书局觅一事。渠未写信，属代致，均望公筹之。康徒惟此人可与也。”继而代为汪梁转交信件，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吴樵几次提到：公书卓已借去“梁卓如函以交。”

在二月二十一日的函中，吴樵仍然十分关心汪的决断，去信催促道：卓如日来惘惘，欲出京，樵约其同行，渠有函致公，请公以何途为佳，代其酌定。按汪、梁虽早已相互认识，但汪在筹划办报时，对梁在京受排挤，并有心向外发展之事是不太了解的，正是吴樵的推荐，才促使了汪康年邀梁赴沪创报。可以说，汪梁合作，吴氏父子在中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896年四月，吴氏父子由京返沪，此期他们更直接参加了《时务报》创刊的一些具体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使《时务报》获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