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无知者,故后宋印大皆谬”是错误的,有“独自吾始”之广告之嫌。
另黄云跋中还提及赵子昂的《印史》,说赵子昂是祖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而编《印史》,这一点和赵子昂的《印史自序》有出入,赵氏根本没有提及王厚之,其曰:
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
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借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
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这《宝章集古》二编不一定是程仪父的,但也不是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不知道沈润卿和黄云是否见过赵子昂的《印史》。
近代印学研究得益于沙孟海先生的积极倡导,韩天衡先生编《历代印学论文选》时为一九八二年,那时正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传统文代受到极大的冲击后,百废待兴,在这种连找本字帖都难的时代,资料是很难找到,能编成此书以传灯于黑暗中,为后来者导航指路,为一个时代之标志,以后一些有关印史研究的成果都得益是书,韩先生功德无量。但正如韩先生在《历代印学论文选》的后记中所说:“一些论文缺少善本、佳本的校勘”。因此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有必要对有问题的史料进行重新梳理。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有些流传至今的文字资料几经翻刻而会有几种版本,其中有些因重编、翻刻者的专业水平和认真程度的高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讹传,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考证必须尽可能地去寻找较为可靠的版本进行勘校,弃芜纳菁,以减少不必要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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