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章不知何人,失考。
该序刻板用字体为正楷,因此很难辩别是否是按揭K《吴氏印谱序》原迹摹刻的。所以存在两种可能:一、原底本上有而沈润卿刻《欣赏编·十卷》时遗漏,茅一相重刻时据原底本补齐;二、原底本上根本没有,茅一相重刻时从他处移来。但是为什么正德本上没有揭K《吴氏印谱序》,待考。
首行上虽然没有“古村李宗昭迂叟编”一行,但是印谱的其他全部内容和正德本完全一样,只是在版式上有一点小别,由此可见,此行宇是在茅一相重刻时不知为何被人抹去,看来“正德本”当是其祖本。
三、《说郛》本
再看韩天衡先生依据的“说郛本”,《说郛》为中国古代综合性大型丛书汇集,首编于元末陶宗仪,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近人张宗样的据六种明抄本合编本、清顺治三年(1646年)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刊本和“姚安陶编”《说郛续》影印出版了《说郛三种》。但只在“宛委山堂的刊本”的《说郛一百二十弱(注:“弱”字应为弱字的一半,电脑大字库都没有此字,谨此说明,请读者注意!)·弱(注:“弱”字应为弱字的一半,电脑大字库都没有此字,谨此说明,请读者注意!)九十七》中有名为《吴孟思印谱》一部。该谱卷首有揭K的《吴盂思印谱序》,吴睿(1298—1355)字孟思,据刘基《诚意伯文集》中《吴孟思墓志》载其为钱唐人寓昆山,少而好学,工翰墨,尤精篆隶。凡历代古文款识无不研究,得其要妙,下笔初若不经意,而动合榘度,识者谓之吾子行先生、赵文敏公不能过也。并明记其有一部集古印谱传世。
但细读“说郛本”的内容,并没有出茅一相本的内容范围,且明显有根据“茅一相刻本”翻刻的痕迹,如所收印章和“茅一相刻本”一样也是按王厚之、吴孟思、沈润卿摹的古印分为三个部分,排列顺序上亦大致相同,但关键的两行标明是谁摹的文字全无。印章也只存九十二方,是“茅一相刻本”的一半还少,注释文字也明显是翻刻“茅一相刻本”,但省略尤甚,所有考证文字少则略去几十字,多则省略上百宇。甚至有遗漏现象,如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的“汉官仪”部分有目无内容(图11)、“钮式”部分有图缺目。没有了标识,三部分混为一谈交杂无序混为一谈,汉晋唐末印章之中更有元代人收藏的印章出没其间,显得十分杂乱无序,这样简约排法的确令人目眩。
可能因为万历茅一相本有了揭K《吴氏印谱序》在前,于是编者不加细审,就自作聪明地定其为《吴氏印谱》,难怪《四库全书总目》称此行为为“乃明人著述之恶习”之一。这样地“水乳交融”,后人再读“说郛本”时,就难睹“庐山真面目”了,再也分不出个你我他来,因此难免有此本就是《吴氏印谱》的措误结论。再则有关考据的文字简去容易增加难,互何况要想增加得与原来部分相接得天衣无缝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说郛本”当是从万历“茅一相本”中摹出。
但是《说郛》是元末明初的陶宗仪编纂的,如此说来,岂不是秦琼成了关羽的爹了?追究其原因发现虽然《说郛》是元末明初编的,但原本久佚,在明代初年就存目不全了。现今流传的皆为明中后期和清代版本,而《说郛一百二十弱(注:“弱”字应为弱字的一半,电脑大字库都没有此字,谨此说明,请读者注意!)》是后经明万历年间的陶宗仪重辑的。陶宗仪字紫间,号不退,又号稚圭,自称天台居土,姚安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何况现存《说郛一百二十弱(注:“弱”字应为弱字的一半,电脑大字库都没有此字,谨此说明,请读者注意!)》又是清顺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的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的出版说明中也说此部书有“版刻情况颇复杂,至今所见各部收录内容均有差异”。之嫌。因此笔者认为此“说郛本”是后人根据万历“茅一相本”缩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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