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飞在给马林的一封私信中，也坦言相告，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吴佩孚是个“利欲熏心的军阀”，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我应该同意孙的政策，不应该同吴取得联系”。[233(P401)选择吴佩孚作为联盟对象，这是共产国际和苏俄功利性实力标准的逻辑必然。

影响之二是共产国际在选择同盟者时实行促成孙中山、吴佩孚合作的政策。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东北，这对苏俄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主张孙吴合作，建立孙一吴政府，以反对和制约张作霖。马林曾坦承“张胜吴败的可能性令俄国十分不安”。[23](P403)但是孙中山并不赞同这种政策，他的策略恰恰相反。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落人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之手。

孙中山试图联合张作霖，南北夹击曹锟、吴佩孚。据达林回忆：“1922年孙中山出于军事上和策略上的考虑，与中国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签定了关于张作霖参加反对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集团斗争的协定。原设想，张作霖在北方的行动能够牵制直系的力量，使孙中山更顺利地进行北伐。”[24](P83)显然，这与苏俄的意图相悖，但吴佩孚的反张政策却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主张存在着共同点和一致性。因此，苏俄在选择同盟者时自然对吴佩孚青睐有加。如果说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是冷静的、理性的选择，那么联合吴佩孚则更带有更多的自觉和主动。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既有对吴是“革命者”的误读，更有急功近利心理的冲动，因此，其失败也具有必然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