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清末秀才。1898年人聂士成的武卫军当兵，1902年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营管带，炮兵第三标标统等职。1916年1月，护国战争时，随曹锟入四川作战，升任旅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时，随曹锟参加“讨逆军”，任西路军前敌总指挥。1918年南北战争时，攻岳州，陷长沙，4月占领衡阳。6月任援粤军副司令时，秉承曹锟意旨与南军达成停战协议，通电主和。8月，公开攻击段棋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为“亡国的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与曹锟成为北洋直系的首领。

众所周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从1917年上台以后，为实现其“武力统一”政策，大借外债，扩充武力，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对于巴黎和约，段祺瑞一开始就力主签字，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也竭力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公然为日本侵略作辩护。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动摇、妥协。与皖系妥协退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佩孚的对日态度。巴黎和约问题发生以后，吴佩孚连连通电，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日人此次争执青岛，其本意不止在青岛，其将来希望，有大于青岛数万倍者”，因此，“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2]与同侪相比，其见解之精辟可谓一语中的。针对当时中外关系，吴佩孚认为中国处境已“如临岸之马万不可轻策一鞭”，劝诫大总统“勿为众议所惑，勿为威力所制”，“临大惑，决大计，当机立断”，[3]从速电饬专使，拒绝对日签字。吴佩孚还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他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当外交成败关乎国家前途之时，吴佩孚敢于打破沉寂，公开发表意见，强烈反对条约签字，慷慨激昂，确实表现了“军人卫国御辱的决心”。[4]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以国内的群众反日运动为后盾，于1919年6月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就此罢手。它一面胁迫北洋政府补行签约，一面运动北洋政府对日直接交涉。北洋政府态度暖昧，犹豫不决。山东父老乡亲为自身存亡奔走呼号，多方运动。吴佩孚在浓浓乡情的感召之下，遂联络同乡军官48人联合通电，反对直接交涉。他说：“大抵强国与弱国交涉，利在单独，不利于共同，利在秘密，不利于公开。至弱国外交，则适得其反”，故“直接交涉，结果必于我无利”。[5]况日本是根据德约，援引二十一条，若直接交涉，便等于承认其继承德人利权，实际上等于承认二十一条为有效。如果是，则国体扫地，以后更无以立国于世界。吴佩孚建议政府应据理力争，亦可留作悬案，以为将来解决留有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