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底,北京各方面对越飞的态度愈来愈严峻,萧耀南、曹锟、王怀庆等武人对俄军拒不从外蒙撤兵大加抨击。1923年1月17日,越飞偕随员及眷属飞抵上海,22日首次拜会孙中山。越飞对吴佩孚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改变,他在《消息报》发表文章痛斥吴佩孚,认为吴的反对孙中山,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统一的两大障碍,而对孙中山则表示特别尊敬。当时,孙中山领导的滇桂军已克复肇庆,陈炯明退出广州,继而洪兆麟部在潮汕宣告独立,欢迎孙中山、许崇智回粤。因此,孙越会谈很顺利取得成功,并于1月26日发表了孙越宣言。至此,“孙吴联合”已成为绝对不可能实行的事情。在苏俄与孙中山建立联盟后,1923年2月7日,吴佩孚残酷地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马林、陈独秀遭到了通缉。这一事件激怒了苏联外交部门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使他们认清了吴的真面目。从此,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同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联吴努力至此彻底结束。
共产国际试图联合吴佩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前述的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又有政策选择上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基于苏俄利益考虑而导致政策上的急功近利,是共产国际积极联合吴佩孚的重要原因。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从理论上讲,俄共(布)只是其中一个支部。但是,由于共产国际是俄共(布)发起组织的,苏俄又是第一个取得革命成功的,这样,俄共(布)实际上成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党,共产国际的政策往往带有俄共(布)的印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以至于不得不成立一个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远东共和国来作为缓冲区。在急于打破孤立状态的心理冲动下,苏俄的对外政策往往具有急功近利的非理性特点,这又不能不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政策。
影响之一是共产国际在选择同盟者过分突出实力标准。苏俄基于自身的利益,更希望结识、联合握有重兵的实权人物。北方的吴佩孚、南方的陈炯明都符合这个基本条件。而孙中山固然有较高的威望,执著于中国革命事业,但他不曾掌握军队,因而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某些人士看来只是个“梦想家”。1922年3月15日,在维楞斯基给列宁的信中分析了中国政治
舞台上活动的现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