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吴佩孚的态度也因时局而改变。保洛分裂，而曹锟又想做总统，一向反对与“好人政府”妥协的上海共产党员顿时活跃起来。陈独秀派张国焘赴京与李大钊谋政治上的协调。据张国焘的记载，李大钊“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哪里说得上废都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李大钊的一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虽然觉得陈独秀“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调”，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14](P233)十月中旬，因为劳工问题，《向导>刊登了君宇《请看军阀与帝国主义向中国老百姓联合进攻》一文，抨击吴佩孚电王承斌派兵镇压唐山工人，以及解散俱乐部的企图。他认为吴的手段是“假借武力的横蛮镇压”，“军阀与外国的武力通力合作，谋巩固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21](P55)

另一方面，中俄外交关系也没有多大的进展。越飞在京与外交部的会谈遭到具体的困难，吴佩孚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顾维钧为首的外交部照会越飞，促苏俄撤退外蒙驻军，并应无条件交还中东路给中国管理。最后，越飞向外交部声明，苏俄无履行加拉罕两次宣言的义务。到了十月中旬，南方的军事局势已有很大的转变。孙中山的北伐军自赣、湘人广西，克复桂林；入福建的许崇智部则占领福州。照情形看，孙中山可能在短期内恢复他的南方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孙中山同苏俄代表的谈判也有进展。1922年底，越飞对孙吴联合仍抱有希望。他在12月写的《中国的难题》一文中说：“还有点专政的而政治上孤立的吴佩孚将会与不完全孤立的孙中山携手，他们两人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者。”但越飞也知道孙吴联合不一定能实现，因此慎重地警告读者说：“独裁的政权会起来而又倒下去的，只有群众是永远存在。”[12](P201)

据吴佩孚的顾问冈野增次郎的记载，孙中山在1922年12月仍派代表至洛阳与吴晤谈。12月23日，冈野与陈中孚抵洛阳。当时吴佩孚心意未决，但对与孙中山联络已不感兴趣，也不欢迎陈中孚来访。后来，陈中孚得与吴会面，连冈野共三人在座。陈中孚转达孙中山的密旨：希望吴佩孚从洛阳到汉口，孙中山则由上海到汉口与吴会合，共同发表全国统一的政治主张。吴佩孚并未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反而批评孙中山提出十年铁路计划，却连一里铁路也没有建成。陈中孚一无所获，便于次日离开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