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大会，吴佩孚主张由国民自行召集，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各举一人，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互相监督，这样，农工界亦必然选出代表参加，所以，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主张，间接推动了劳工运动的开展，因而更加引起共产党的注意。尽管张国焘称吴佩孚是“时代的宠儿”，但苏俄和中共在1921年10月以前，都还没有一个与吴佩孚合作的方针，到了十月七日，在《国际新闻通讯)的一篇论文中才看到了政策转变的征兆。

维楞斯基在文章中称吴佩孚为“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位开明领袖”，[15](P15)并打算同他联络，开始与杨明斋有所接触。[16](P105)但是，在共产国际中也有人对联吴持反对态度。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亲孙派就在消息报发表言论，指责吴佩孚同英国联盟，走向二条国际上反动和国内反革命的路线。[12](P305)1 921年后期，苏俄开始与吴佩孚直接接触。据一些资料记载，苏俄一位代表到洛阳访问吴佩孚，但没有说明代表是何人，可能是马林，亦可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使者或伊尔库次克分局的一位官员。我们只知道这位代表认为吴佩孚是一名有力的军人而对政治的认识肤浅。这位代表可能是由李大钊引见，因为1921年后期，通过吴的政务处长白坚武和孙洪伊的关系，李大钊曾到洛阳访问了吴佩孚，并建议吴佩孚保护劳工，这一举动可能得到苏俄在华代表的同意。

在1922年7月至11月间，苏俄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表特别看重吴佩孚，唱和“孙吴联合”的政治主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苏俄看到直系的势力渐渐扩大，因而对直系另眼相看。古达罗夫严厉批评这次战争期间孙中山与张作霖的携手为“不神圣的联合”，谓孙中山“以民众为炮灰”；又描绘孙的政略为“投机的、走之字形的、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的，虽然是与群众在一起，但实际上是反群众的”。他劝告孙中山利用中国中部的自然资源与南方和中部各派系联合而攻打奉张。[12](P117)古达罗夫还以记者名义访问吴佩孚于洛阳，后来美国记者哈罗(Joseph Well ingtonHal1)回忆当时的情形说；“1922年夏，当古达罗夫访吴于洛阳时，我也在洛阳，当时各国都派它的政客、传教士和商人为代表来洛阳晤会和结交吴佩孚。在这几百个来客之中，吴佩孚对我说：‘我对这古达罗夫印象最好，他不是来奉承我，向我提意见或要求什么。’据哈罗说，吴佩孚觉得这个俄国代表能理解中国时局的困难，这是英美各国代表所没有领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