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的另一位外交代表维楞斯基，也经常在报刊上赞扬吴佩孚。他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反对其他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的。[12](P118)按维楞斯基的见解，中国统一需要一支国民军，英国可在财力上给吴佩孚以援助，苏联则可在军事上帮忙，这支军队主要由吴佩孚领导。[12](Pll9)8月12日，‘消息报>报道维楞斯基访问吴佩孚的消息说，吴佩孚对苏联的红军有高度的评价，他的秘书长亦谓将来中国统一可以建立在中德俄联盟政策的基础上。[12](P120)维楞斯基在‘消息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吴佩孚是拥护共和制的，他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12](PI20)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翟趣林于11月16日发表时局的意见时称，最近亲日派的张作霖在直奉之役后，而拥护国民主义的吴佩孚的派系的势力日益强大，给日本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些联吴的政治主张，不只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主张，而且得到共产国际一些代表的支持。1922年11月23日，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表述了当时共产国际对吴佩孚的态度。拉狄克说：“直奉战争时，吴佩孚在军事上控制一个兵工厂，但北方的铁路仍在奉张手里，吴怎样呢?只好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求救。共产党以此实行其革命斗争，派党员为吴之铁路委员，巩固其铁路上的军事势力。谁向日本帝国主义攻击，谁就是为中国革命而斗争。后来工人们提出他们的要求，吴佩孚也履行其诺言。因为自由活动的支持，共产党能够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势力，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加强了工人群众在华北的势力。当然，有人警告我们说，你是极端愚蠢的，你有没有想到吴佩孚会再次出卖你们?我们对他说，自有小资产阶级以来，资产阶级都是在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间成为犹豫不决的动摇分子。有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亦不知背叛过劳动群众多少次，然而我们亦把他们叫回来，建立联合阵线。当然，现在的东方政局，当政权尚在封建阶级的操纵下，政客会用犹豫的态度，甚至背叛我们。一定有这种可能的。但在苏俄的政策上，在共产国际的政策上，我们是不要害怕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共产国际明知吴佩孚是一个动摇分子，但出于苏俄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执意与吴佩孚联合，较长时间内在联吴和孙一吴联合政策上摇摆不定。共产党和吴佩孚在京汉路协同排除交通系的势力，而使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在政治上，李大钊、陈独秀及北京的共产党人，都赞同吴佩孚的“好人政府”，而且李大钊与胡适、蔡元培、直系军人及研究系分子常有来往，这些人都认为成立一个合法有效的北京政府，是统一中国的前提条件。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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