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恰当地把握好了其中的分寸，非常艺术地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每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在没有征得蒋介石的明确意见之前，决不轻易向外宣布，对于一些暂时不便表示态度的问题，则运用巧妙的办法，采用迂回战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或者通过公开一些可公开的内容，冲淡和转移记者对本问题的注意力。而在可以公开的或小的非原则问题上，则从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明确态度，有问必答，一方面满足记者对新闻的需求，完成任务，另一方面通过新闻发布，表达中国政府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和愿望，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借助各国媒体的力量，实现中国政府的目的。吴国桢对新闻发布的艺术性处理手段，深得外国记者的赞赏。对于吴国桢在对外宣传方面的才华和技巧，蒋介石自然不会无所耳闻。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而与此同时，国共关系也面临新的转折点，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又在全国人民反内战求和平的呼声中被迫同意和谈。在两党即将举行最高级会谈之际，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之所以在这个时刻任命吴国桢为宣传部长，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他的宣传才能早有耳闻，二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利用吴国桢和周恩来曾是南开同学，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人关系一直不错，或许对谈判有所助益。当然，这只不过是蒋介石一人的主观愿望而已。

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曾就和平建国等问题进行多次商谈。具体会谈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吴国桢没有参与正式会谈，但参与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次会晤，在这几次晤谈中，吴国桢真正领略了这个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才干与风采。

8．上海市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的亲信钱大钧为上海市长。这位钱大钧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在"西安事变"中又为蒋负过伤，蒋介石此举大概多少带有报恩的因素在内。但钱大钧也的确缺乏经济头脑，只知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任职短短几个月便将上海市搞得一塌糊涂。接收官员疯狂聚敛，使上海的老百姓对国民党大失所望，更糟糕的是，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本以为上海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接收过来后，政府财政紧张的状况可以大大改观，可不曾预料，除了官员的腰包鼓胀了以外，国库收入毫无增加。宋子文对这个窝囊市长一再表示不满，蒋介石无奈，只得于1946年5月14日改任吴国桢为上海市长。一向以高超的处世技巧周旋于蒋氏家族中而与其保持了良好关系的吴国桢正是在上海市长任内，因为无法容忍蒋氏父子对上海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而开始互相龃龉。

从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内战，到1948年6月整整两年间，国民党政府的国库结余及获取的美国的援助全部耗光。国库空虚，内战还在继续，庞大的军费无从所出，万般无奈，蒋介石乞灵于印钞机的帮助，但是没有储备金的大印钞票又很快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回天乏术而又急于筹措军费的蒋介石只有找一些金融专家商讨摆脱困境的办法。王云五向蒋介石献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计策：以发金圆券代替已全面崩溃的法币，用强制手段收取人民手中所持的金银、外币，以充实国库。蒋介石对这一计策感到心中无底，找到吴国桢征询意见。吴国桢从经济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告诉蒋介石，发行新币必须有相应的国库储备金或储备物资，如果新币发行后物价上涨，便要马上抛售物资以平抑物价，以保障新币不再贬值。而急于筹措军费的蒋介石显然已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明明知道国库早已空空如也，为了彻底打败共产党，他准备做最后一拼，明知是毒药也要吞下去。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党政军各方要员应邀听取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强行兑换法币。这一币制改革的政策在走了这样一个形式后，立即由蒋介石宣布执行。这种形式上的币制改革，实际上却是搜刮民财的经济政策，必然会遭到抵制，蒋介石为保障政策实施，清除币改阻力，又以总统令的名义，下令几个主要经济区的大城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加以"督导"。8月23日，蒋经国手拿蒋介石的"上方宝剑"气势汹汹地来到上海，执行他的"督导"职责。蒋经国的权限显然不仅是"督导"而已，他以"督导"经济改革为名，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揽于一身，率领庞大的"督导"大队，深入民户，翻箱倒柜，强迫执行。如此以来，企业家和商人不敢明争，只得暗斗。借口经济难以维持，纷纷关门，市面有钱无货，一片萧条，市民生活受到极大威胁。作为市长的吴国桢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知道，似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上海，甚至整个国统区经济都会濒临瘫痪。于是，一再向蒋经国表示反对，无奈蒋经国一意孤行。吴国桢一气之下，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提出辞呈。正一心一意充实国库的蒋介石当然听不进去，声称，币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必由吴国桢负责。

市场的抢购之风愈演愈烈。经济崩溃如箭在弦上。11月2日，蒋经国不得不向全市市民承认他的工作失误"增加了人民的痛苦"，为此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但是，百姓为此所遭受的痛苦却不是几句歉意的话就能了结的。在蒋介石集团因此而搜刮了金银美钞合三亿多万美元的同时，深受"金圆券"之害的老百姓却欲哭无泪，他们用一生的积蓄换来的是一钱不值的废纸，许多人为此而家破人亡。储安平的《一场烂污》这样描述币制改革给人们带来的这场浩劫："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油米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惨呵惨呵!冤呵冤呵!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吴国桢不同意蒋氏父子的敛财举措，并不能说明他不追随蒋氏父子与共产党为敌，由于政见的不同，吴国桢在上海市长的任上仍然竭力协助蒋介石进行币制改革，以聚敛财物对付共产党。同时，对反对蒋介石的学生运动也积极参与镇压。特别是对1947年4月下旬发生的上海国立大专学校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的镇压，使他成为1948年12月中共权威人士声明的属于被惩办行列的国民党内战罪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