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在清华物理系开出的《近代物理学》课，使中国大学物理课程的高深程度，达到了国际标准，也使清华大学的物理学教学程度和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地位。他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学生们的论文比得上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著名大学对中国大学教学水平给予认同，英国的剑桥大学已承认国内大学研究部所给的学分，法国的巴黎大学已承认由中国的学士学位可直接进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论文工作。在尽力抓好科学教育工作的同时，吴有训还充分注意到了利用中国现有的科学人才和科研条件，创造具有国际水准的科研成果，以求取中国学术的独立。1928年，他在当时中国科学社的社刊《科学》上发表了《关于康普顿两线之间的强度分布》，1929年以最多票当选《科学》的物理学编辑。1930年，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在自己国土上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单原子气体全散射x射线的强度》，这也是整个物理学界在国内取得、在国外发表的第一项研究成果。随后，他一发不可收，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接连在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美国科学院院刊》、《物理学评论》等国际权威性科学专刊上发表系列论文八篇。他的研究成果再一次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瞩目，德国哈莱自然科学研究院于1936年推举他为外籍院士，这是第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院授予院士荣誉。在他的带动下，才有了此后清华物理系教授人人搞科研的活跃的学术空气，使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了当时举国公认的高水平的物理学学术研究中心之一。中国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曾评价他为"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的人物。

为解决中国科学在学术研究方面散兵游勇，有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还得交到国外发表的问题，1931年初，吴有训首先倡议，在清华理学院创办了《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分A册和8册两种，以英德法三种文字同时出版发行。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四名领导成员中，吴有训是学会秘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是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角色。当时手下没有工作人员，他一个人包打包唱，几乎占去了他教学主业以的大部分时间，致使他的个人学术研究不得不停顿下来，又一次放弃了个人的学术前程。在吴有训的努力下，1934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正式加入了国际纯粹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之后，相继邀请了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谬尔、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丹麦著名物理学大师玻尔来华访问讲学。

4．躲避战乱

"七七事变"之前，北平的形势还算是相对平稳，清华的教学、科研工作基本上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但从1935年日军正式入侵华北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各地民众游行、示威、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15t的浪潮此起彼伏，而蒋介石仍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时的学校当局和爱国教授们，承受了比一般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更加沉重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希望掀起更大的舆论浪潮力促国民党政府迅速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另一方面，他们从爱护学生的长远角度出发，又要维持学生的学业和安全。为躲避战乱对教学和科研和冲击，早在1935年日寇侵华之初，清华大学就着手在长沙建立分校，由叶企孙负责主持其事，将学校的部分图书和设备提前运往长沙。"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基本上图书仪器损失殆尽，而惟独清华保住了相当部分的图书和实验设备。当时，日军的飞机肆无忌惮地低飞至树梢上掠过，隆隆的炮声和哒哒的机枪声惊心动魄。吴有训和清华的领导班子成员一起临危不惧，沉着应变，迅速分头负责，将全校师生员工疏散进城躲避，立即设法转移学校的重要文件和存款。7月8日，吴有训安排刚刚分娩尚未足月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疏散到城内，而他本人仍坚守学校岗位，白天组织学生护校，晚上和美籍教授在校内巡查，直到8月份，接到南京放弃清华迅速南下的电召后，才只身来到长沙。因为他知道，当时像他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不可能携全家同行，一旦被敌人认出，除了到傀儡政府当伪官，就惟有一死。为了实现他科教救国的心愿，只能强忍妻离子散的悲痛，偷偷潜入城内与家人告别，开始了他四处辗转的生活。

吴有训赶到长沙后，当时学校的领导机构还没有组建。到了10月份，教育部才宣布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任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及梅贻琦等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吴有训受临时大学常委任命，担任学校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常委兼召集人，主要负责直接为抗战输送人才的工作。实际上，早在"九一八"之后，吴有训就一直留心培养学生的国防服务能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其实，当时的长沙也并不太平。11月11日上课第一天就遇空袭，炸弹城内接连爆炸，前线不时传来坏消息。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国民党首府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事件，接下来是武汉告急。这种形势下，谁还能安下心来进行教学?师生们大都做好了上前线参加战地服务或留后方从事战时生产的准备。当时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向临大征集知识青年入伍，吴有训大力支持，积极配合，帮助一部分同学去了国共两党的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一部分同学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还有一部分同学直接去了延安。就在组织学生参军的同时，迁校的问题也摆上议事日程。关于校址选择问题，吴有训是重要的咨询对象。他根据当年清华的经验，力主迅即将学校西迁至昆明。1938年1月20日，学校决定搬迁至昆明。临大西迁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除担任理学院院长外，还先后担任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常委、招考委员会委员、设备设计委员会委员及主席、课程委员会委员等二十多个临时性或非专业性职务。他的工作量之大，是当年联大教授中数一数二的。然而，他各方面统筹兼顾，安排有序，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得尽善尽美，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能力。但他的工作负担毕竟过于繁重，加之每天必须来回步行三十多里路去办公、教学、指导研究和实验，晚上还要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备课等，他感到了呼吸的急促和腰背的酸麻，虽然才四十三岁，白发已悄然爬上两鬓。

1940年7月，日军侵占越南，云南大后方也变成了前线。联大不得不又一次面临搬迁。10月13 日，吴有训搭乘邮车赴距昆明七十公里的晋宁山区寻觅理学院搬迁新址。就是这一趟晋宁之行，颠簸的山路和时而抛锚的旧车，折腾得吴有女大病一场，身体大不如前。1942年，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他患的是斑疹伤寒，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幸亏夫人王女士懂点医道，亲自上山寻觅草药，没夜地精心调护，才使他大难不死。但他的一头黑发自得一根不剩，还落下了一个右手颤抖的终生不治之症。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