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1929年初，吴玉章与林伯渠一起转入该校特别班学习，与何叔衡、徐特立、叶剑英等成为同期同学。在此期间，他们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正如后来吴玉章自我剖析时所说：读了马列主义的书籍，如得明镜，照透了自己；又好像得了一把钥匙，打开了认识一切事物的大门，脑筋豁然开朗了，"它使我懂得，观察事物，不但要注意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而且要注意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2)在海参崴从事文字改革

1930年10月，吴玉章从特别班毕业，与林伯渠一起来到远东，先是担任伯力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主任，次年，又被调到海参崴苏兆征中国党校任教。这一年，苏联正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在苏的十万中国工人也迫切要求脱盲，但又认为通行汉字太难掌握，希望有一种简便易学的新汉字。吴玉章自幼年时就深感中国古文字的难学，立志进行文字改革。但因后来紧张的革命斗争，始终无暇顾及。现在，为了满足工人的需要，吴玉章开始与林伯渠、萧三及苏联汉学家尤果夫等一起，着手进行新文字的改革工作。为此，他们首先认真研究了汉字的产生和变迁及其发展趋势、中国文字的切韵与字母的发明史以及历史上曾经流行过的各种拼音方案，"认为只有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比较完备。因为它既能给汉字注音，帮助认识汉字和统一读音，又笔画简单、明了、清楚、美观，便于横竖连写，而且也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

1931年8月，吴玉章在海参崴市委关于宣传和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会议上做了报告，会议决定由吴玉章、林伯渠合编教科书。同年9月的《工人之路》就发表了吴玉章、史青萍合编的有关"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说明"和"正字法规则"等有关文字改革的著作和文章。9月26日，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吴玉章在会上作了关于正字法规则的报告，同时与林伯渠、肖三等一起被选为远东罗区新文字委员会委员。会议并正式通过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吴玉章继续从事与文字改革有关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中国旧文字的起源和新文字的创造》等著作，并应邀到列宁格勒等地作学术报告。

(3)调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

1933年夏，吴玉章调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同年8月，他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化名王荣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就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苏区的英勇斗争事迹和长征的伟大功绩等作了长篇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但不久以后，由于中国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吴玉章接受党的委派，离开远东，远赴法国巴黎从事抗日宣传。

(4)法国主办《救国时报》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在世界许多地区加紧侵略行动，与此同时，一个广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也开始形成；国内，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加紧对华北地区的进攻，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国民党政府则对日寇的进逼，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军队节节后退。而胜利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的共产党，在这一民族危急的紧要时刻，于同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号照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问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广泛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世界反法西斯形势。1935年11月，党派吴玉章秘密赶赴法国巴黎，扩大《救国报》的发行。吴玉章刚到法国不久，《救国报》因为政治原因被法国政府强令停刊。经过多方奔走和努力，《救国报》重新以《救国时报》的名义继续发行。《救国时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它从1935年12月9日正式创刊到1938年2月10日终刊，历时两年多，共发行一百五十二期。通过发表大量与抗日有关的论文和中共中央相关文件及大量毛泽东的著作，介绍了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揭露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由于《救国时报》的言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在国内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发行量不断上升。从创刊时的年五千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增至二万份。读者遍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和新疆等边远地区，及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四十三个国家。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鼓舞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斗志。

1936年7月，吴玉章在顺利完成任务后，返回莫斯科，在东方大学讲授中国历史，并写成《中国历史教程》和《中国历史大纲》等我党早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但仅隔半年，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在共产党的积极促进下，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了强化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受党的指派，吴玉章于1937年11月与儿子吴震寰一起再度返回巴黎。此间，吴玉章在各类有关抗战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并将演说辞编成《中国能战胜日本》的小册子，用英、法文出版发行。

7．战斗在重庆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次日即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西安与国民党政府联系，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卢沟桥、北平直至整个华北的民众都行动起来，组成各种救亡团体，全国规模的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时机成熟。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以此为基础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试图由上海夺取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投降。8月15日，国民党政府下达了总动员令，决心对日作战。8月22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提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并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炎黄子孙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党派各团体各阶级各民族团结一致，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形成了全国抗战的高潮。国民党对共产党和其他抗党派的态度也较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变，同意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根据这个纲领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它虽然不是一个完备的民意机关，但成了各党派发表政见的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