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极为紧张，鉴于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便向日本政府提出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的要求。1905年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发布了一道"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义愤，情急之下，全体留日学生决定进行罢学回国以示抗议。这一激于一时义愤做出的决定具有极大的不可操作性。回国船只、路费、回国后的去向都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热血青年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执行下去。直到后来，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收到孙中山不赞成留学生集中回国的电报，才中止了这一决定。

中国留学生的反"取缔规则"斗争，虽然缺乏应有的冷静和理智，也没有贯彻到底。但是，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它引发了日本政界的动荡。执政党为了缓和舆论压力，巩固执政地位，不得不对中国留日学生让步，并派员与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谈判。但在大批留日学生已然回国的情况下，留日学生总会濒临瘫痪。吴玉章决定由自己完成收拾残局的使命。组织尚没有回国的留日学生总会成员，与日本政府反复交涉，迫使日本政府答应了许多有利于留日学生的条件。反"取缔规则"的斗争以留日学生组织的胜利而结束。

(4)创办《四川》杂志

1906年末，由大量工人参加的萍乡、醴陵、浏阳起义爆发了，它标志着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不愿或不敢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投入到反清斗争中去，而只是寄希望于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由自身完成推翻清政府的使命。从1907开始，孙中山先后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包括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等。这些没有群众基础的纯粹的军事斗争先后由于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但这一连串的斗争严重打击了清政府，鼓舞了人们用行动反抗清政府的勇气。

清政府在镇压起义的同时，为了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加紧了对宣传革命的刊物的破坏。《民报》运进国内更加困难。留日学生纷纷以各省名义创办刊物，并运进国内，进行革命宣传。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学生决定创办《四川》杂志。吴玉章被推举为负责人。主持刊物的创办事宜。此前一年(1906)吴玉章已从成城学校毕业考人日本国立大学预科--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吴玉章只好临时请假一年，经过积极筹备，1907年年末杂志正式面世。由于它的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基调，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具革命性的刊物之一。刊物也因此只出了三期就遭到查封，吴玉章作为刊物的主要组织者被判处半年徒刑。

(5)参与1910年广州起义

辛亥革命前的二、三年间，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掀起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是随着农村经济的日趋破产，广大农民的抗捐、抗税、抗粮、抢米等风潮汹涌澎湃，几乎席卷全国：1906年江苏的抢米风潮；1907年陕西"蔓延十余州县，前后亘四余月"的抗捐斗争；江浙等省的抢米风潮；广东钦州的抗捐运动，新疆哈密维吾尔族反抗差徭的暴动；辽阳满、汉两族人民反抗牛马捐的斗争；1909年直隶迁安县数万农民的抗捐暴动；江西袁州数千农民的抗捐起义，等等，都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农民反抗斗争。1910年，数十年未有的严重灾荒，使各族人民的反抗浪潮更加高涨。抢米风潮普遍兴起，抗捐斗争到处发生。与农村相配合，城市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不断发生，不仅罢工的次数不断增多，罢工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如1906年上海虹口瑞纶丝厂女七罢工；1907年山东坊子煤矿工人罢工。工人罢工与农民反抗相互配合，动摇着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1910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马来半岛的槟榔屿，与黄兴、赵声等筹划配合全国形势，在广州举行大规模起义。1911年4月8日，香港统筹部召开会议，制定起义计划，决定于13日(农历3月15日)起义，但由于突发事件(温生才在广州谘议局门前击毙清将军孚琦，引起清军严格防范)起义被迫延至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吴玉章在这次起义中的任务是负责到日本购买军火。在当时清政府已有防范的情况下，大批购买军火且运送到国内困难和危险非常大。在几次购运军火的过程中，都遭遇危险，最后还是因沉着冷静而化险为夷。4月27日，起义如期爆发。这次起义虽然经过了较之以往更为周密的准备，但没有群众基础的军事行动，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后，还是失败了。事后，牺牲的革命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又称为"黄花岗起义"。当吴玉章和同行者赶往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他们"一面派人了解情况，一面搜寻武器和制造炸弹的材料，准备马上行动起来，挽救这次起义。"但结果一无所获，只得无奈返回香港。

"黄花岗起义"使同盟会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它又一次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振奋了人们的反清斗志，正如孙中山后来总结的："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捕，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这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广州起义，实际上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3．辛亥革命前后投身国内斗争

(1)保路风潮与荣县独立

帝国主义对中国利权的争夺和清政府的腐败，从反面加剧了中国的革命化进程。

1905年以后，俄、日、美、英、法、德等国围绕对中国铁路及其周围矿区的垄断与"经营"与清政府和资本集团订立了一系列瓜分中国利益的条约，这种公然的掠夺与腐败行径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为收回被帝国主义霸占的铁路和矿区，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路权问题上。而其中最激烈的是粤汉、川汉铁路的路权问题。

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经过激烈的斗争，从美国资本家手中收回了粤汉路权，清政府允许三省分段集股自办。但是，1911年，清政府竟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派他南下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同时和泗国银行团正式签订借款筑路合同。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实质，是借"国有"名义出卖铁路利权，这种公然的劫掠和卖国行径，立即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四省保路风潮由此蓬勃兴起。在各省、各种形式的保路风潮中，以四川的反应最为炽烈。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万人。保路斗争由集会、罢市发展为全省范围的抗粮抗捐和全川的武装暴动。同盟会员龙剑鸣、王天杰联络会党组成保路

同志军进攻成都。清政府被迫派端方率鄂军前往四川镇压。而鄂军西调造成的武汉空虚，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日本的吴玉章始终予以密切关注。与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的同时，他毅然回到国内投身到这场风潮中。在前往荣县的途中，吴玉章与正率领保路同志军攻打成都的龙剑鸣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