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地恢复祠前古塘工程。古保会还计划将用传世之宝换来的新老水龙整修,搜集散失在民间的消防器具,设立消防陈列馆,弘扬昌溪消防文化,启迪后人。
昌溪的防火成果是极为显著的, 作用是巨大的。
1945年秋“宝善堂”起火, 由于该房主是农家大户,植物油存放多,还存放了数箱煤油,房屋燃烧产生高温,引起油箱爆炸燃烧,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义务消防人员接到报警后,数分钟赶到现场。先用水龙取祠前塘水灭火,这个水塘的水几乎被抽干了后又派人迅奔七眼塘拔闸放水。高落差的水势只数分钟时间就把塘水送达到火场附近的溪坑,源源不断地保证了火场消防用水,使火势得到有效控制,阻止了火势向外蔓延,邻居房屋基本无损。1978年“思成祠”起火,要不是七眼塘备有充足的水源, 就会顷刻间化为灰烬。1982年12月,村中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因小孩在树洞内玩火引起火灾,歙县公安消防队赶到后,虽有机动消防泵抽水,但因昌源河水距离太远难以抽取,最后还是通过打开古老的塘闸放水。充足的消防水源保证了两台消防泵始终喷出有力的水柱射向“火树”,经过7个小时的战斗终于把火扑灭。如今古银杏树虽遭灭顶之灾竟然不死,依然枝繁叶茂,成为奇树。古老的塘、坑为新时代的消防做出了新的贡献。
自古以来卓有成效的消防系统, 不但保障了昌溪人的生命安全和古建筑的安全以及众多家藏文物的安全, 而且也保障了昌溪村的持续发展。
昌溪绝唱: 唐伯虎四幅名画换来一台手揿消防泵
唐伯虎价值连城的四幅名画换回一台手揿消防泵,就是发生在古村──昌溪的动人故事。
现存于员公支祠的所见的一台水龙是清朝末年由昌溪的徽商资助,在上海购买后运回昌溪的。这台水龙可谓是为昌溪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在1945─1953年9年间,老水龙先后扑灭过宝善堂、吴延寿屋、姚水金木匠屋、吴荣生屋等多场大火。
由于老水龙为昌溪人服役了几十年,部件磨损,压力下降,到1955年时己不能胜任所肩负的灭火重任。当时有人提议更新水龙, 但在解放初期,昌溪人在资金上有了困难, 因为盛极一时的徽商已不复存在, 哪来资金买新水龙? 经村中方佩林、刘文斌、吴庆珊等人商议,决定将吴氏支祠“积善堂”收藏的唐伯虎的春夏秋冬四幅图轴卖掉买新水龙。商妥后,他们先请村里的著名画家吴翊滨对唐伯虎的四幅画作鉴定,经鉴定为真品后决定拿到上海卖给博物馆。这位画家还给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写了推荐信。为慎重起见, 1957年由曾在上海经商的吴庆珊、吴宝珊二人先带一幅到上海博物馆再作一次鉴定, 并顺带了解一下行情。后经鉴定确为真品后, 便将剩下的三幅画一起带到上海博物馆鉴定出售。其中两幅品相完好的以500元一幅作价,另两幅有些破损的以每幅300元作价,合计以1600元卖给了上海博物馆。然后他们用了600元买回震旦铁工厂生产的一台新水龙,用600元买了警报器、水带等,余下部分捐给了昌溪业余剧团。
昌溪人为了村落的安全毅然作出非同寻常决定,将老祖宗传下来的价值连城的唐伯虎春夏秋冬四幅图轴卖给上海博物馆,换回一台上海震旦铁工厂生产的手揿消防泵,这在后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却成为中国消防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试想20世纪50年代,国家财政很不宽裕,在各单位的经费都很拮据的情况下,上海博物馆斥资1600元买下这四件国宝也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现在看来,上海博物馆独具慧眼,为抢救国家文物做了一件大好事,为唐伯虎的春夏秋冬四幅图轴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归宿。可以想见这四幅图轴如果留在昌溪,恐怕就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说不定早已湮灭无闻了。
歙县博物馆成立后,新上任的馆长对昌溪吴氏支祠收藏百余年的唐伯虎四幅图轴卖到上海博物馆,甚为惋惜。1985年国家拨款给歙县博物馆修复几件古字画,由馆长带到上海博物馆请专家帮助修裱。馆长马上想到能否乘机让唐伯虎的春夏秋冬四幅图轴重归故里? 馆长明知难以如愿,但还是禁不住向上海博物馆保管部门负责人提了出来。家乡人对国宝的热爱之情于此可见。
这里不免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昌溪人如何拥有唐伯虎的四幅山水图轴呢? 这自然与徽商的经济实力和重视艺术收藏有关。据说在清末,吴氏先祖曾在上海经商,开了一家很大的当铺。一没落官僚的不肖子孙急需用钱,将这四幅画陆续典当了一大笔钱,后来由于他无力赎回,这四件传世之宝自然也就改姓吴了。这位吴老板非常喜爱唐伯虎的作品, 便将其带回昌溪老家收藏。他过世后,家人怕家中收藏不安全, 就转归吴氏支祠收藏,这样自然就成了族中财产。由于是族中财产, 就不是哪一个所能独占的, 因而也就保证了能够留传后人。对吴氏支祠收藏有唐伯虎的四幅山水图轴, 吴氏后人无不感到荣耀和自豪, 它经常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每当吴氏家门有喜庆盛典就把它拿出张挂, 既表示庆祝, 也表示一种对拥有的骄傲。
在民间,唐伯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式人物, 但这个人物是一个被戏剧化的人物, 与历史上的唐伯虎是有很大距离的。但以他的传闻演义成的《四才子传》《唐伯虎点秋香》《三笑》等小说、戏曲、影视等,一直是人民群众喜爱的题材。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强化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唐伯虎在历史上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唐伯虎,名唐寅,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梅花庵主、逃禅仙史。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死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终年54岁。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在苏州画家中, 他与沈周、文徵明、仇虎一起, 号称“吴门四家”乃至“明四家”。与文徵明、祝允明(枝山)、徐祯卿(文长)结交,人称“吴中四才子”。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寅28岁时在应天府(今南京)参加中试,获第一名解元,所以人称“唐解元”。翌年赴京参加全国会试,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被黜为吏,从此灰心仕途,放浪山水。归家后, 思想愈趋于空泛, 皈依佛教, 取《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 如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用如是观”, 自号六如居士。唐寅赋性疏朗,不拘小节,颇嗜声色,流连诗酒,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并刻有此印章一方。他主要师承南宋院体画风, 又加入元人绘画的逸趣, 化南宋绘画的刚劲为柔和, 具有苍秀的风格。他对山水、花鸟、人物和书法无所不精, 属于全才型画家。他画山水,以北宋画为宗、南宋画为骨, 加入元画之韵、明画之貌。他的人物画多表现以宫妓、歌妓为主的女性, 技法上有线条精细的高古游丝描, 设色浓重艳丽, 也有线条遒劲飞舞、挥洒自如,设色淡雅。他的花鸟画则较为恣意, 有时还显得有些狂野。他的作品受到时人和后人很高评价。
其实, 徽州人对唐寅的感情是很深的, 这不但是由于他曾到过徽州, 在徽州留下过他的足迹, 而且徽州人与他有过生与死的交往与联系。
那是弘治十一年(1498),“江南才子”唐寅闯进了作为礼部右侍郎的徽州人程敏政的生活。
唐寅年轻时与乡里狂生张灵整天纵酒为乐,不事学业。后受好友、书法家和文学家、吴中四子之一的祝允明规劝,才闭户读书,后于弘治十一年(1498)举乡试第一。主持乡试的梁储称赏其文,回朝廷后还将他的文章出示给程敏政看,程敏政也很称赏。这样,唐寅的名字也就进入到了程敏政的脑海深处。
弘治十二年(1499),作为礼部右侍郎的程敏政,与礼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主持会试。由于举人唐寅、徐经预先所写的作文与试题相合。有人认为徐经曾经贽见敏政,唐寅曾经从敏政乞文;又有人说,江阴富人徐经贿敏政家僮,得试题。给事中华昶以此弹劾程敏政鬻题。由此孝宗皇帝就剥夺了程敏政阅卷的权力,令李东阳会同考官覆校,使得唐、徐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可弹劾者仍抓住不放,一再弹劾, 最终导致使程敏政与唐寅、徐经一同下狱。后来华昶以所言事不实,调南太仆主簿,程敏政出狱后被勒致仕,放归田园,唐寅则罢黜为吏。有人说程敏政之狱,是傅瀚想争夺他的职位,故使华昶弹劾敏政。这傅瀚乃天顺八年(1464)进士,与敏政同事,后官至礼部右侍郎等职。
冤案毕竟是冤案,但程敏政毕竟经历了下狱的打击,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且积郁成疾,于当年发痈而逝,终年55岁。后赠礼部尚书。
再说唐寅谪为吏后,以耻不就,更以放浪山水来排遣郁闷之情。
说到放浪山水,唐寅曾于弘治十三年(1500)秋天,即程敏政逝世的第二年,来到程敏政家乡休宁县。也许是抱着对程敏政的敬意和愧意来寻访先人故地,以求得内心情感的平衡吧?唐寅在到程敏政故居凭吊后,还上了齐云山。并仗义帮道长汪泰元写就了《紫霄宫玄帝碑铭》一文,全文1028字,字句整齐,词藻华美。它后由新安书画名流篆额书丹,由徽州高手执锤,镌刻成高7.6米、宽1.4米的石碑,竖于其间,成为齐云山一道亮丽无比的风景。
事实上,唐寅在徽州不但写就了《紫霄宫玄帝碑铭》一文,而且还写有《齐云山纵目》诗:
摇落郊园九月余,
秋山今日始登初。
霜林着色皆成画,
雁字排空半草书。
曲蘖才交情谊厚,
孔方兄与往来疏。
塞翁得失浑无累,
胸次悠然觉静虚。
诗中透露出一种对徽州山水的热爱之情以及远离官场烦嚣、面临道山清虚的欣悦心境。
后来,唐寅回到姑苏,在阊门桃花坞内修筑了桃花庵,一人隐居其中,年54岁而卒。
两个文坛才人就这样共同演绎了一个令人感伤不已的悲情故事, 也就使唐寅的命运与徽州人有了历史的联系, 也就使徽州人对他多了一份特别的情感。
由于这样的历史因缘, 昌溪人对拥有唐寅的作品就更多了几分珍惜, 也由于这样的历史因缘, 虽然唐寅不能想到自己的作品居然能为自己造访过的程敏政家乡的消防事业作出贡献, 但如果九泉有知他也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吧。
说到这里, 也许有人不免要好奇地进一步追问: 昌溪人卖给上海博物馆的唐寅春夏秋冬图轴,究竟画了些什么? 又具有怎样的艺术价值?
从现有的图片资料可以知道,唐寅的春夏秋冬四幅图轴多为他40岁以后的作品, 是纵122厘米和横65厘米的绢本设色条幅; 内容为秀丽的山川与树木掩映的屋宇所构成的深邃意境, 加上各赋七言诗一首, 具有诗情画意的美。虽然画中春夏秋冬并未标明,但能从画面和诗句中辨别出来。在画法上虽然还保存宋代李唐、刘松年的某些遗风,但已脱出了他的老师周臣的规范,钩画精细周密,意境悠远深邃,开拓了自己的风貌,自成一派,独具唐画风采,因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唐寅春夏秋冬四幅图轴中所题的诗作是:
游女儿山图
女儿山头春雪消,
路傍仙杏发柔条。
心期此日同游赏,
载酒携琴过野桥。
高山奇树图
高山奇树似城南,
几坐联诗兴不餍。
一自孟韩归去后,
谁人敢把兔毫拈。
茅屋风清图
茅屋风清槐影高,
白头联坐讲离骚。
怀贤欲鼓猗兰操,
有客携琴过小桥。
雪山行旅图
寒雪朝来战朔风,
万山开遍玉芙蓉。
酒深尚觉冰生脚,
何事溪桥有客踪。
看了以上的介绍, 当有了对唐寅春夏秋冬图轴的初步印象。当然, 要看它们的真迹就要想办法到上海博物馆去看, 那样自然显得真切无比, 得到莫大享受。当你果真看到了这样的四幅图轴时, 由于知道了它们曾与昌溪人的一个生动的消防故事相联系, 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感慨,自会生发出一种倍加珍惜的情感, 从而深藏心中, 久久不原离去。
昌溪人为了保一村的平安, 不惜放弃传世之宝去换一台消防水泵,实在是由于他们遵循祖宗“宁可三餐无食,火不可一日不防”的遗训, 把防火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的结果。如果昌溪人没有如此强烈的防火意识, 是万万不会有如此选择的; 如果昌溪人没有如此强有力的举措, 今日的昌溪尚能保存有众多和丰富的文化遗存, 那是不可想象的。
多么可爱而又可敬的昌溪人!
《八说昌溪》之六 吴茶周漆潘酱园
“吴茶周漆潘酱园”,这是广泛流传于徽州的一句俗语,于此可看出吴、周、潘的事业在徽州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里除了“潘酱园”另有所指外, “吴茶”“周漆”指的就是昌溪人所从事的茶业和漆业。茶与漆为徽州著名特产,是徽州商人经营的主要项目, 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从广泛流传的俗语中, 就可以看出昌溪人在这两个行业的领先地位。昌溪人凭着吃苦耐劳、精明守信和公平竞争赢得了自己的成功, 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著名徽商的形象缩影。
“吴茶周漆潘酱园”中的“潘酱园”,指的是歙县南乡大阜潘氏开设的酱园。酱业是歙籍商人经营的传统行业,遍及浙江,尤以苏州为集中地。在苏州,创设酱园最早的是大阜潘万成,至乾隆年间,设有总店、分店六家。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歙人在苏州开的酱园达63家。主营豆酱、酱油、酱菜等,一般都兼营腐乳、黄酒、米醋、香干等,有的还兼营粮食。在此行业,以大阜潘氏开设的酱园影响最大,故有此称。它与昌溪的“吴茶”“周漆”一起被人们所广泛称颂。
“吴 茶”:一道令人企羡的徽商风景线
昌溪“吴茶”现象的出现, 首先与徽州经商的风气有关。
自古以来, 由于徽州地处山区,人多地少,生活困窘,迫使生活其间的徽州人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而徽州人通过自己的摸索和实践终于领悟到只有走出山门, 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在客观上使走出山门、寄命于商成了徽州人普遍的求生观念,以至经过时间和空间的历练而最终成为一种乡土风俗。“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著名民谣, 就是徽州这种经商风气的形象注脚。徽州人把尚未真正成人的子弟提早放飞,虽然有些不合常情,虽然是不得已的,但与其在家苦熬,不如走出山门换个活法、争个前程的做法无疑是积极的,是一种不失开拓性的创举。昌溪人也不例外,他们紧跟着徽商的发展步伐, 积极投身到经商的队伍中,谋求自身的发展道路,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像昌溪二十二世吴永厚就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13岁即不得不弃儒业商于京城, 并以自己的智慧赢得了成功, 可以说他就是昌溪人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典型代表。
昌溪“吴茶”现象的出现, 与徽州产茶及销茶的历史密切相关。
徽州由于地处山区, 气候温润, 雨水充沛, 适宜种茶, 在唐代时就已经成了著名的产茶区。由于种茶,也就客观上带来了茶业的发展, 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夜浮梁买茶去”的诗句,其中的浮梁就属于当时徽州祁门。于此可见在1000多年前的徽州就有了茶叶生产和销售了。虽然徽州商人从事的商业活动有盐业、茶业、典业和木业四大领域, 范围极其广泛, 但茶业毕竟是徽商的四大支柱之一。特别在歙县, 茶业更是排在第二位的产业, 即如许承尧《歙事闲谭》中说:“歙之巨业, 商盐而外, 惟茶北达燕京, 南极广粤, 获利颇赊。”于此可见, 歙县业茶者的脚步遍及中国的广大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 昌溪人从事茶叶种植, 生产和销售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昌溪“吴茶”现象的出现, 还与昌溪吴氏的家族历史有关。
一是由于祖上有从政曾遭遇重大挫折的经历,便使昌溪人自觉远离仕途发展而投身商海, 利用本土产茶优势,便首先选择了经营茶叶。
二是祖上经商有取得成功的经验,鼓舞了昌溪人的经商勇气。吴永厚在京师经商, 与人相处讲究忠信,不拿世俗的一套交往劝勉,懂得天时人事之消长的规律。当货物过多,他人相互放弃时,则收购囤积,不久价格翻了几倍时,就又不敢居奇,以廉价销售,获得成倍的利润,可市场价格也得到平抑,使百姓得到好处。在用人上, 只要是所赏识的人,给以重金经营,出入不问。有一个三次都折本而归的人来见他,他加以安抚和宽慰,又加倍给其资金让其经营,后来全部收回所折之资而获得超过本钱的利润,全部拿来归还,没有半点自己留下的。所以不到十年而使财富称雄于一方。
昌溪“吴茶”现象的出现, 最终与昌溪人善于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有关。
昌溪人深深懂得,要在商业上得到成功发展,就不能脱离家乡生产经济作物的实际,只有脚踏实地,才会有成功可言。昌溪人选择的就是一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因地制宜的发展道路,把业茶作为自己的首选, 自然容易取得成功。
那么, 昌溪“吴茶”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呢?
构筑起“吴茶”大厦的强大力量的共有两支队伍, 一支是吴炽甫及其远祖所形成的队伍,一支是吴承仕太祖以后所形成的队伍。
吴炽甫的远祖吴仕昭由于官场不顺,导致后人不再走入仕之途而转向商业发展,最先在北京经营茶叶、南北干货及日用百货,并利用其原来的社会关系,做砖茶销往蒙古,只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遭受巨大损失。
吴炽甫父亲吴亦炜重整吴氏商务,继续从事所熟悉的京茶、边茶生意,后又渐成规模。
吴亦炜幼年家境清寒,为了生计不得不随族人贩茶于燕京,但规模很小,并且年年南来北往,备尝艰辛。但经数十年的艰辛努力,终于有了一定积蓄,于是在京都创立基业 , 到子侄辈开始得到很大发展。他嫡堂兄弟5人,除老二致力于武馆外, 其余均投身商业,产业遍及北京、武汉、扬州、福建等地。他们先后在张家口设有吴德祥茶庄,在宣化设有吴德裕茶庄,在北京西单北大街设有吴恒瑞茶庄、吴祥瑞茶庄等等。他有五个儿子,在分家析产时, 单是留作祭礼用的基金就有4000银两和一爿店面。可见其经济实力雄厚。
吴炽甫(1847─1929), 字世昌。在家中排行老大,无论在北京或是在家乡人们中都统称其为“炽甫老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在家中排行老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在业内的地位, 可谓声名赫赫。他精明能干, 既能吃苦,又很节约。茶叶经营开始以零售为主, 后开拓批发业务, 进而精制加工, 达到产销一体。他继承父辈的吴恒瑞茶店,增设吴星聚、吴兆祥茶庄,又在宣化府、天津设批发店,还在福建开办吴同德茶厂,专事加工、窨花,收购徽歙、福建等地内销毛茶,改制成花茶北运销售。其中在歙县琳村由“吴有号”“泰昌发”等,收购黄山毛峰、竹铺大方、屯溪绿茶、休宁松萝、街口烘青发往南京及福建“同德”茶厂窨花, 然后运至天津、营口茶庄批发往北京、东北。由于货源相对稳定可靠, 再加上在京有西单北大街“恒瑞”“存瑞”,东西北大街有“星聚”,西四北大街有“源成”,菜市口大街有“德海”,地安门有“肇祥”,宣化有“德裕”,张家口有“德祥”等茶庄作为销售的固定基地,可谓收购、加工、窨制、批发、零售一条龙,网络齐全,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具有很大的势力和规模,经营范围遍及皖、浙、苏、闽、赣、鄂、冀、辽、京、津诸省市, 成为歙县最大的内销茶商, 而吴炽甫也就自然成为歙县南门首富。
吴炽甫在茶叶经营取得重大成功后又审时度势, 转向投资盐业。光绪末年他在扬州石牌楼创设盐号, 先后聘吴子兰、王建奇(清末秀才)为管事,并由第三子吴公度负责。该号主要运销通属吕四、掘港等场食盐,转销江南各地, 直至抗日战争开始才被迫停业。
吴炽甫是徽商中将商业资本投入企业的为数不多的茶商之一。清末,投资10万银两,在汉口开办牙刷厂和百货公司,并在汉口经营房地产,拥有福像里、太和里、松荫里三处房业,用于商业租赁,雇有四人经纪。民国初年,涉足盐业, 投资120万银两,在扬州开办了协和、利通两爿盐行,经营淮盐。20世纪20年代,吴炽甫的总资产达千万元。据传仅在北京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款就有600万元。吴炽甫生有五子,次子早夭,据传吴炽甫给儿子分家析产时,四子各分得现金50万银元,店铺分户经营:长子吴金如经营吴肇祥茶庄, 三子吴竹如经营汉口房业,四子吴福如经营吴祥瑞茶庄、吴源成茶庄、吴恒瑞茶庄。抗日战争期间,店铺多数倒闭,唯吴肇祥茶庄维持到建国,公私合营后转为集体企业。
吴炽甫为家乡公益也做出过贡献,曾捐4000银元重修昌溪石桥, 常年资助昌溪复兴小学, 在昌溪购地百亩,以其租息资助族中贫困子弟入学。
吴承仕太祖吴启琳, 乾隆甲辰年生,兄弟七人以农为业,家境清贫。吴启琳在康熙末年曾受雇于郑村一举子为书童,随举子赴京会考时,随身带了一些茶叶,到北京住在位于菜市口的歙县会馆。吴启琳乘空闲时就在菜市口摆地摊卖茶叶,颇有赚头。当年举子会考落榜,举子是郑村富庶人家,留在歙县会馆苦读,等到下科再考,遣吴启琳回郑村取带银钱费用。吴启琳将举子家的银钱买成茶叶带到北京,借鸡生蛋而后成茶商。后经子孙发扬光大,至道光年间已成京城大富,在北京拥有店铺三家,南京、杭州、盛泽均有分店。
吴启琳长子、吴承仕曾祖吴道隆, 字既堂, 国学生, 诰赠朝议大夫, 在北京开设吴裕泰茶店,并设分店于天津,至今吴裕泰招牌仍沿用,被列为“中华老字号”。
吴道隆长子、吴承仕祖父吴景松, 字鹤年, 号卧云, 候选同知, 诰赠奉政大夫,继父业继续在京为商,又将茶叶生意扩展到江苏盛泽,在盛泽设有吴泰隆、吴仁泰、吴口泰三爿茶叶店。现北京前门大街珠市口的永安茶庄、骡马市大街的吴恒泰等均为其原产业。在永光寺、油坊胡同、狗尾巴胡同、头发胡同、甘井胡同、椿树下、石榴庄置有房屋百余间。
他们自身富了不忘扶贫济困,在京开粥厂免费供给穷人;办识字馆、义塾等善事。在家乡捐资劈山铺路,办义学、修池塘,济贫穷、建宗祠、为人分忧排讼。
昌溪茶商除了以上最重要的两支外, 还有众多的茶商遍及各地 , 单在杭州一地昌溪茶商就很有影响。
据介绍,在杭州有茶店、茶行70余家,徽籍占多数,其中属昌溪的茶商就有9家。它们是位于古楼外的独资百年老店吴恒有茶叶店,经理吳连甫,店员30人; 位于望江门的独资吴元大茶叶店,经理方祖寿,店员20人; 位于清泰街的吴永大茶叶店,经理吴叙荣; 位于中山中路的天丰茶叶店,经理吴双桂; 位于湖墅卖渔桥的吳德大茶叶店,经理吳叙法; 位于余信里的同和泰茶行,经理吴振芳; 位于横余信里的同和协茶行,店员12人,经理吳叙荣; 位于西湖边的天一茶叶店,经理周步丹; 位于旧陈列馆的亨大茶叶店,经理周尔昌等。其经营形式或独资, 或合资。
吴叙荣(1909―?), 初做贩茶生意, 往返徽杭沪间。1935年在杭州开设吴永大茶庄。1939年,与同里吴双桂合股开设同和协茶行。1951年为首组建杭州企新茶叶公司,吴叙荣任总经理,吴双桂任财务副总经理。入股者多为徽籍茶店(行),有同和协茶行、福茂茶行、协兴祥茶店、钜丰茶店、惠丰茶店、源丰祥茶行、恒森茶行、吴永大茶庄,以及行商王以源和方仁安等。同期,吳叙荣还和广东行商合股开办了协和茶厂,代中国茶叶公司加工外销茶。1953年,公私合营,企新茶叶公司和协和茶厂合并为杭州茶厂。曾任杭州茶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杭州工商联执行委员。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