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分裂后的各派军阀而言，北洋整体利益基本失去了实际意义，直、奉、皖有了独立内涵。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派系私利成为维系和拓展的立足点，派系问的利益冲突无以协调，各派系以利益为主导造成的对立与武力冲突不断。诚然，派系问也曾有过联结活动，但并非追求统一的北洋利益。对于以独立利益集团出现的各派而言，利益需求一致是它们联结的唯一条件和出发点，只是由于军阀特性和渊源上的一致，使得相互问的联结较为容易罢了。衡阳撤防对北洋集团的巨大影响还表现为对北洋理念的冲击和摈弃。经袁世凯全力打造，段祺瑞、徐世昌精心阐释，以北洋利益至高无上、“北方实力即国家势力”为核心的北洋理念，在段祺瑞政府时期被赋予鲜明的皖系色彩。

随着北洋集团分化，北洋理念早在直军撤防前就已变得脆弱。相当一部分军阀对其认同是有限度和条件的，即极力避免北洋整体利益与小派系利益发生冲突。如对南战事中，为自保实力，攻克岳州、长沙后，来自北洋集团的主流声音认为政府与北洋的尊严已经挽回，不愿继续作战。尽管如此，它基本仍是北洋军人的行为约束准则和思想观念的共性认识。在衡阳撤防的整个过程中，直皖双方从不同的角度均违背了北洋集团的整体利益和团体理念。就皖系而言，从狭隘的派系观念出发，有悖北洋一体的理念，从而导致自身的孤立和最终败亡，这是对北洋集团整体利益的损害。就直系而言，本已弱化的北洋理念在吴佩孚罢战言和、撤防北归的通电抨击和影响下，终于体无完肤，无立足之地。吴佩孚在通电中全无北洋本位观念，处处标榜以民心民意、国家民族为审事出言之依归，倡扬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对派系观念予以痛诋，北洋理念受到有力冲击。此后，随着北洋统一体破裂则最终失去依存载体，转变为一种仅仅是泛泛的背景性概念，丧失了团体理念的基本特征。而且，效仿吴佩孚，各派军阀都希望假借合乎潮流的言论表述轻易地为自己和本派系增加声誉。因而，既往具有鲜明地域色彩和派系特征的北洋理念在军阀自主长效利益选择中被毫不犹豫地淘汰出局。

之后，假借民主言论粉饰自我、贬抑对方以谋取政治利益，成为北洋史上风靡一时的独特现象。北洋军阀统治前期被视为国家观念核心的北洋理念的淡出，为真正的近代国家民族观的锲入提供了前提。北洋集团的分裂，是对这一反动势力的削弱。吴佩孚衡阳撤防对直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使直系派系形象发生积极改观，直皖力量对比实现置换，成为直系势力崛起并最终掌控中央政权的关键。作为一派领袖，冯国璋优柔寡断、缺乏勇往直前的决心，在对南方和战问题上暴露无遗。初则反对段祺瑞主战，却不敢公开据理力争，只是“暗中运谋”。及至主和不成，又事事消极无主张，成了“恭默思道之元首”。亦无一贯坚定的政治主张，使直系缺乏强有力的派系中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直系实力的正常发挥，使之在与皖系的较量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冯国璋时期的直系，派系特征不够鲜明成熟，缺乏独立坚定的政治主张与作为，尚未具备与皖系抗衡的实力。

自1918年下半年，直系逐渐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强的派系力量与皖系相持、对峙、较量并最终武力胜皖。在直系崛起与发展过程中，吴佩孚的撤防言行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一向主张对于“合义”即合乎“公”、“善”、“理”之事，应立场坚定，无畏而往，“虽临之以三军，亦必杀敌而致果。虽远之以万里，亦必兼程而疾驰”。[3]152-153在此期问，吴佩孚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广泛关注时局演变，积极表述个人的政治主张，频频发表顺乎潮流民心的通电，并以北洋后辈学生的低微身份挑战资深的北洋长辈师尊段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