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讨伐令,2月5日发布罪己布告,从而实现了主和派向主战政策的回归,两派高层在和战问题上达成了表面的一致。最后,基于共同的集团利益,对于彼此问的矛盾与分歧,两派基本上都采取了较为忍耐低调的态度。暗中竞争,淡化分歧,求同存异是其共同立场。与之相适应的处理方式比较和缓,多以化解矛盾融洽关系为宗旨。1918年4—5月间,段祺瑞与徐树铮分别南行弥合直皖分歧即是明证。徐树铮曾明确说明此意,“悉意弥缝,勿使破裂之象呈于外表,为彼辈所轻视,则大局之定自不在远”。
总之,《救国同盟军草约》订立之前,北洋集团内部虽然孕育着明显的分裂因子,但仍处于量变阶段。在内部派系对立中,北洋整体利益最终制约着军阀的言行,双方的矛盾斗争并未对北洋政治军事统一体造成根本损害,这就是吴佩孚坚请撤防北归前北洋集团之实况。吴佩孚坚请撤防与施行,引发直皖矛盾与斗争迅速激化并公开化,揭开了北洋集团分裂的序幕,进而统一体出现实质性裂变,北洋集团彻底分裂,北洋理念走向崩溃。
撤防问题成为北洋集团走向彻底分裂的引线。先是,为确保如愿安全撤防,吴佩孚与西南军阀订立《救国同盟军草约》。双方约定“如再起兵端,本团体攻守同盟。若有害甲则乙援之,害乙则甲援之,任至何地,彼此援助,不得坐视”。 在此,吴佩孚虽出于被动,且无具体的联防行动,但他为防备皖系,与北洋之外的力量携手以自保的作法,显然违背北洋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是对北洋本位的悖逆。1919年11月底披露的《救国同盟军草约》被看作是“吴氏通敌之证据”, 它与稍后李纯倡导的反皖三角同盟是直系对以皖系为主导的北洋利益的背叛,说明北洋集团已经出现利益认同上的深层次分裂,到了破裂的边缘。随后,围绕直军撤防问题,直、皖各走偏锋,公开直接较量。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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