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因为吴玠为岳飞选送过侍姬，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吴玠不怀好意，居心险恶，甚至于有贪图女色劣迹，似乎既嫌证据不足，又嫌有失公允，也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更歪曲了吴玠的一片良苦用心。这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岳飞婚姻状况及其弃妻过程尚且见诸南宋人的两种记载当中，那么，倘若吴玠真有所谓渔色淫荡事例，料同样会被人记录在案，甚至于被渲染得沸沸扬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史中的断言却始终没有点滴当时人的记录相佐证，这无疑使得这一说法显得黯然失色。相反，追循上述史料，我们倒能就第二个问题加以辩驳并寻找出许多理由，即吴玠不是真的因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又喜饵丹石才咯血而死的。

2．误饮染疾吞食泥丸乃遵医嘱

通过以上援引《夷坚志》“吴少师”条即可发现，正史中所论均属不实之辞，吴玠个人私生活与淫欲无度、嗜食毒品无关。我们认为，《夷坚志》“吴少师”条系当年替吴玠治病的成都名医张锐的外舅陈述，显然有相当的可靠性，这与此书其他子不语怪力乱弹内容相比，有本质的不同。据文中“天方剧暑”分析，时值盛夏，而吴玠正是卒于绍兴九年六月己已仙人关任上。因此，此条所述极可能是同年夏天吴玠旧病复发，气息奄奄的病灶反映。而所谓“使人渔色成都”云云，事实上很可能是由于吴玠在绍兴八年戎马倥偬，肌体免疫功能本已较低，兼以夏夜出师途中没有、也不可能注意饮食卫生，防止病从口人，仓促间饮用了含有寄生虫卵的不洁生水，致使大则水蛭或蚂磺等虫体乘虚而人，小则是一种名为“肺吸虫病”的“隐形杀手”潜人体内，逐渐在身体里面潜滋暗长，繁殖成虫团，并且趋侵入肝脾胆肠，轻则出现咳嗽、咳痰、胸痛、发热等症状；重则造成穿孔加剧。由于这一病属于少见病，且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既复杂又无特殊性，很容易造成误诊，这才于九年夏天委派快骑南下成都速召名医张锐北上赴诊治疗的。至于本传所谓玠“喜饵丹石”之说，实际上可能是张锐为替吴治病而亲手调制的一种黄泥白面丹丸而已。

总而言之，由“吴少师”条的考证，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吴玠的真正死因，依症象判断属于急腹症，无外乎胆道寄生虫病或急性寄生虫性肠梗阻。前者，中医称之为“尤厥”；后者，称之为“肠结”。尤厥的发生是由于肠内寄生虫进入胆管，引起痉挛性绞痛和吐虫；肠梗阻则常使肠道瘀血坏死造成死亡，而寄生虫是致病罪魁祸首无疑。据中医辩症，急腹症的病因、病理，可以彼此相兼，也可以相互转化。而吴玠之死正是由于腑脏食源性寄生虫穿孔反复发作而咯血，并引发多种其他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

3．香风毒雾渊源有自，捕风捉影纯出好事

既然是吴玠死于食源性寄生虫病引起的内脏穿孔发作，那么，正史怎么会将此与他渔色、淫欲、嗜毒联系在一起的呢?我们认为这也并非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是将此与《夷坚志》中的另一记录误合为一，等量齐观。支戊卷第三“卫承务子”条载：宁国人卫承务者，家素富。惟一子年少，好狎游。忽得疾，赢瘦如削。众医以为瘵。治疗三年，愈甚无益。适刘大用过县，邀使视之。切其脉，亦谓瘵证。凡下药月余，略不效。问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日：“尝于六月间饮娼家，与娼喧争，迨醉，不复登榻，独困卧黑桌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薄盆，水极清洁，举而饮之，自是疾作。”刘默喜，密遣仆掘田涧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两盏，置几上，令随意而饮，卫子素厌苦其疾，不以秽为嫌，一饮而尽。俄肠胃问攻转搅入，久之始定。续投以宣药百粒，随即洞泄，下水蛭六十余枚，便觉胸抱豁然。刘日：“此盖盆中所误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养。蓄育种类。每粘著五藏，牢不可脱。然久去污渠，思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卫子虽去其疾，然虺劣无力，别施药补理，至八十日乃平复。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

大用说。

很显然，正史有关吴玠淫欲、渔色、吞毒的记载，是误将吴玠战时误服含虫生水发生的病灶，等同于好狎游、饮卧娼家而得类似的疾病的卫承务子；然后又将他替岳飞介绍侍姬的记载联系在一起，遂以讹传讹，形成了他也有狎游、渔色、吞毒的观点。

事实上，当时抗金将领在其戎马生涯中积劳成疾者不乏其人。《宋史》岳飞和吴玠本传中就分别有岳飞“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和吴玠、吴璘在仙人关、和尚原抗金前线也经常因“饷馈不继”风餐露宿的记载。陆游在《剑南诗稿》卷六十七《剧暑》诗中，就有根据自己从军川陕的切身体验，回忆前方将士忍饥挨渴与金兵浴血奋战的场面：“六月署方剧，喘汗不支持。逃之顾无术，惟望树影移。淮汴方出师，行伍未尽食，大将不言饥；渴不先饮水，骤不先告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