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为开封府尹时，范仲淹为辅政大臣参执政事(副宰相)，吴育常与范仲淹的意见不合。不久，范仲淹罢参知政事，被朝廷委任为河东安抚使，吴育升任参知政事，范仲淹在河东每有奏请事项，朝中辅政大臣们多寻找理由加以阻止，让他在地方上无所作为，而吴育则不以个人恩怨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他秉公处置范仲淹所请事项，自己认为对的就让他去办，认为不对的则不办。

吴育晚年在西京御史台经常以诗文与大圣初年状元、河南知府宋庠唱酬应和，他们共同追忆唐代宪宗时宰相裴度与大诗人白居易的感人故事，为此吴育写了数百篇诗文，后来他的这些诗文和其他文章合成五十卷问世。

吴育的奋斗史，使浦城吴氏家族的知名度大增，对该家族的崛起有着突出的贡献。

(四)三登相位的吴充

吴充(1021～1080)，字冲卿，年仅十几岁就考中了进士，同父亲吴待问及三个哥哥一家五个进士，为世人所称慕，由此浦城吴氏的声誉也如旭日东升，美名远播。

吴充首任官职是谷熟(今山东平阴东阿镇)县主簿，后调入京城任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当时做皇子教授的官员大多有意亲近皇子及其泰属，而与他们嬉笑打闹。吴充年龄最小，但只有他庄重严肃而使皇子们畏瞑害怕。吴充讲课时，皇子们都按照顺序座次认真听讲。为了规范皇子们的言行，吴充专门作了《六箴》献给宋仁宗，其内容为：视、听、好、学、进经、崇俭，目的是劝渝皇子们上进好学，节俭有道。宋仁宗令人将其誊写好后赐给皇族的各宗支房，英宗则在自己的官邸书写端正挂起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后来吴充改任集贤院校理、吏部南曹判官。在此任内，翰林学士胡宿之子胡宗尧被推荐到吏部做官，但因胡宗尧犯有小过，按规定不能在京城为官，时任判官的欧阳修上书为他开脱，结果欧阳修被仇家诬称为胡宿的同党，改派到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任职。吴充上疏朝廷说："欧阳修因忠诚正直被提升为皇帝侍从，不应该因有谗言就放逐他到外地去，若认为我这是出于个人恩怨，我愿同欧阳修一起贬职到外地为官。"由此，欧阳修被留任京城，而吴充却被改任知太常礼院，掌管祭祀礼仪等事。恰巧此时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去世，治丧规格超过了常规定制，主持丧葬的官员令属下用带官印的纸发下文书，并且不让同辈官吏知道，吴充查实后把违纪官吏送到开封府治罪。这种做法自然有违当政者的意图，为此，吴充被改任高邮军(江苏高邮县)知军，后来又转为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再任陕州、京西(治所洛阳)、淮南、河东路府转运使，负责将地方财税运缴中央。

宋英宗继位后，多次询问吴充在地方任职情况，是年，恰逢地方官进京拜见皇帝，吴充借机进京觐见英宗，英宗见到吴充后十分高兴，与他亲切交谈，并共同回忆其在吴王宫任教授时的事情，以示嘉奖慰劳。不久朝廷即任吴充为代理盐铁转运副使，成为握有财权的重要官员。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吴充被任命为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成为皇帝身边的要员。神宗对他也十分器重，不久又改任其为同知谏院，相当于谏议大夫。任内他直言敢谏，努力维护国家法度，如他曾上疏说："士大夫的亲属去世后，有的简单处理后几十年不正式下葬，伤风败俗，请限定期限，令其安葬。"皇帝很赞成他的意见，诏令把士大夫亡属限期安葬作为法律永久执行。此时，河北地区遭受水灾地震，朝廷令吴充作为安抚使前去巡视慰问，并赋予紧急处理灾区军政事务之权。完成这项使命回到京城后，王安石已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吴充的儿子吴安持是王安石的乘龙快婿，吴充为避嫌疑，请求解除自己的谏官之职。于是，朝廷改任他为知审刑院、权三司使、翰林学士。审刑院是太宗淳化二年(991)增置，知审刑院相当于刑部副职。宋朝法律规定，凡死罪大案，先由大理寺判案，再经审刑院复核，报中书省，最后由皇帝裁决。吴充任知审刑院，即主管复核全国的死刑大案。三司使是掌管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的最高财政长官，有"计相"之称，吴充代理三司使，有让他锻炼重用之意。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撰述诏令，吴充任其职，能接近皇帝，较充分的了解政府的运作状况，以上三个职务，都是为重用他所做的准备。熙宁三年(1071)，吴充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枢密使有"使相"之称，同宰相连署办公，掌军国大政。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再提升即是参知政事。吴充在枢密副使任内，正值王韶经略边疆，攻取了洮州(今甘肃临潭)，致使洮州夏人首领木征逃跑。吴充上疏朝廷，提出将木征召回洮州，赐其官职爵位，让他自治其部属，永远为宋的藩臣，朝廷没有必要将洮州列为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以免耗费钱财，劳民而无功。当时朝廷内外都以开疆拓土为要务，一切边疆事务，皆委托王韶便宜处理，吴充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熙宁八年(1075)吴充官至枢密使、检校太傅。枢密使因同宰相共同执掌国家大政，号称"宰执"。此时，王安石为真宰相，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人事关系上看，二人合作可谓相得益彰，对王安石推行新法，应该是很有利的，然而吴充却并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数为帝言政事不便"，宋神宗经多次观察，发现吴充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不附和变法、保守二派中的任何一方，故决心起用他为宰相。次年十月，王安石被罢宰相职，吴充代王安石为相，其官职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吴充对王安石的新法并不满意，因而请求宋神宗召回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官的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过去的一批朝廷要员，同时他又推荐了对变法有成见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名官员，开始为推翻王安石的变法进行人事上的安排。

司马光与吴充因观点相同而引为知己，在其致吴充的书信中说："新法实行之后，天下群情汹汹已经好几年了。老百姓在繁杂的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下，生活忧虑穷困，被迫四方逃亡，流离失所，许多人死于路途之中。天下的百姓和士大夫们，日夜盼望着朝廷能够觉悟过来，废除那些有害无益的新法，也已经有好几年了。当前拯救天下的急务，就是要废除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亭止边境用兵计划。否则想要取得执政的实效，就像是一锅烧开了的臭汤，还要鼓风加柴，其臭味必然更加浓烈。要革除这五大弊政，必须分别利害，逐一实行。首先要启发皇上觉悟，而要启发皇上觉悟，就必须先开言路，让人们能够评论执政的是非得失。现在，新法给国家带来的祸患，犹如一个刚得重病的人，所幸还没有病人膏肓，若今天不加紧医治，就要成为治不好的顽固病症了。"显然，司马光致吴充之书提出了他出仕朝廷的条件是废除青苗法等新法的主要条目。王安石变法的确因操之过急和内部执行不力而存在种种弊端，但其中的一些措施对国家财政的整顿和恢复也还是有效的。因而，吴充对立即撤消变法也采取不支持的态度，怕再次因大的变动而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变乱。因而，没有答应司马光的条件，司马光也暂时没有得到起用。

与吴充共同执政的另一位宰相王圭是自熙宁三年(1070)就任副宰相参与军国大政的。王圭很有才气，但却没有政治主见，且妒忌吴充的政治才干，因而常暗中掣肘。吴充日就疾病缠身，身为执政又屡遭同班大臣的刁难，担心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因此又忧又怕，致使病情进一步恶化。元丰三年(1080)三月，吴充请求辞去丞相之职，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回家闲居。观文殿大学士是授予资望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