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一毫的帮助,太行山东西地区也将成为战场而受祸了。他建议宋廷应尽快派使者到西夏劝谕元昊,使其与契丹议和,以此作为他内附的条件,否则就明确表示拒绝接纳其内附,同时还要派使者到契丹,向其转告我们的态度。这样,西夏、契丹就都不能怪罪我们了。朝廷采纳了吴育基本保持中立的意见,召集驻守西夏、契丹边境地区负责主持地方军务的两名制使,分别带着国书出使西夏、契丹,将吴育所提方略的具体内容转告了两国。由此,使宋朝避免了一场战争危机。
吴育遇事有主见,办事果断干练处置得当,其才能为朝廷所赏识,于是他被调往京城开封府任知府。吴育到任伊始便除奸惩恶,实施治理方 略。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吴育被提升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协助朝廷处理军国大政,是年五月,他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成为直接处理军国大政的副宰相。此时,"山东多盗",仁宗皇帝派宦官到山东视察,宦官回来报告说:"盗贼不必过虑,但兖州知县杜衍、郓州知县富弼在山东很受尊敬和爱戴,却是值得忧虑的。"仁宗听说后,想将杜衍、富弼调任到淮南(治所今扬州),吴育不同意,他说:"盗贼的确没有什么可虑的,但是小人借机会诬陷扳倒朝廷大臣,这种祸害几乎是不可防御的。"由于吴育的反对,改派杜衍、富弼的事便不了了之。
当时,宰相之子向绶任官永静军知军,他胡作非为的丑事被人察觉后,怀疑是通判江中立揭发的,所以就罗织罪名,构筑大狱,打击报复江中立,致使江中立不甘受辱,自杀身亡。向绶因朝中有大臣为他开脱罪责,故朝廷欲以轻罪处罚,吴育坚决反对,他说:"不杀向绶国法不容,向绶不死,何以告白天下。"但因向绶在朝中势力过于强大,吴育的意见被妥协折中,向绶最后被减去死罪,流放到南方。御史唐询上疏皇帝请求废除制科(即汉唐时朝廷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仁宗附上唐询的姓名并将其意见交执政大臣讨论,吴育专门就此写了批驳的奏疏。仁宗看后说:"唐询所奏之事,期望让宫内批,叫辅政大臣办理,现在才知道他是欺骗蒙蔽我的。"吴育对仁宗说:"不明听明察,就会轻信误国,请皇上把唐询的姓名公开出来,让大臣弹劾他,以明示国法不可玩弄。"
吴育在辅政大臣的职位上,却始终不以官位所累,遇事敢于直抒己见,不怕罢职丢官。庆历七年(1047)三月,吴育被罢免了副宰相职务,仍担任枢密副使。当时久旱不雨,有御史大臣上疏认为这是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所致,故宰相罗昌朝亦被罢免职务,吴育则退回到给事中的位置,负责抄发章疏,稽查违误驳正政令迷失事宜。事隔不久,吴育又被派到蔡州(今河南汝南)任知州去了。
吴育在蔡州创置伍家相保法,即五家连保,以此查纠控制盗贼,维护社会治安。京城中有人报告朝廷说有一千多"妖人"在蔡州确山相聚,并指定了十名头领,朝廷接报立即命令宦官前去抓捕,宦官一到蔡州,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派兵抓人。吴育问:"使者您想要抓到'妖人'回京汇报吗?"答:"是的。"吴育又说:"我在这里当父母官,虽然我没有智慧不够聪明,但在辖境内有上千人相聚也不该不知道。其实,这不过是乡民们召开的弘扬佛法的大会,以企求有个五谷丰登的好年景罢了,派一名巡捕,就可把这十人召来。倘若派大兵前去抓人,乡民惊慌害怕,一定弄得到处鸡犬不宁,还是请不要派兵去为好。"宦官使者赞成吴育的意见,吴育即派人将这十人召来州府。宦官把他们押送京城审问后,确认都是守法乡民,全部无罪释放。
不久,吴育又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知河南府,再改陕州(今陕西陕县)知州。这时皇帝下诏征求大臣对刑狱的意见,吴育上疏议论说:"先王聚拢礼帽上前后悬垂的玉串,用大如丸的黄绵球悬冠两边挡耳,目的是不愿意听不急之语,不愿听非议他人之言,若有人犯了罪,就将其交司法部门处置。杨仪曾作三司判官,近来对官员弹劾处置从御史台移到了都亭驿,经常由囚械议罪官员招摇过市,市人都不知该官犯了什么重罪而构成如此大狱,等到审讯结束后,才明白不过是一般案件而已,由此引得路人议论纷纷,搞得各级官吏人人自危,这能是爱护官吏,让他们注重个人声誉荣辱,表明朝廷宽厚之道吗?"为此,吴育调任礼部侍郎、知永兴军(治所在今西安市),不久又被召回京城,兼任翰林院侍续学士,职在讲论文史,备皇帝顾问,因身体不适,吴育请求到政务清闲的州县为官。仁宗对大莹说:"吴育刚强正直,可以大用,其缺点是嫉恶太过,容不下他人一点过失。"因此调任汝州知州,并赐宫廷御药给他治病。但吴育的病仍不见好转,他再次请求到闲散之地任官,为此,朝廷委任他为集贤院学士、西京留司御史台判官。按照惯例,京外御史台不过问民间事务,但当时张芝佐为河阳(今河南孟县西)知府,老百姓诉讼大多得不到及时判决,因而都到吴育办公的地方上诉,吴育审明案情的是非曲直后,把判词写在案子的末尾,张芝佐害怕吴育,就按他的判词结案。后来吴育又以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书学士的官衔知陕州,不久又提升为资政殿大学士,召回京城,委任为尚书省通判,职位略低于副尚书令。
一天,吴育在宫中伴读,仁宗谈到大臣们对他人的赞扬诋毁大都出于个人的爱憎时对吴育说,"你可要慎重呀!"吴育回答说:"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皇上的行动如同日月一样明亮,朝廷提升一人,要让人们都知道他的优点成绩,贬降一人,也要让人们都知道他的缺点错误,若此,正直公正之人就可以直立于朝廷,这是帝王最重要最基本的方略。"此后,仁宗几次要重用吴育,但因有谏官诬奏其在河南知府任内曾向老百姓放贷收息,而此事又一时查不清楚,吴育被重用的事也被搁置下来。过了好长时间,吴育才被改为宣徽南院使(与枢密副使相当,掌管内外及朝廷官员供奉,祭祀等事项),任郧延路(治所延州)经略安抚使、判延州(今延安市),掌该路的军事行政同时参与延州的民事行政事务。
此时,西夏虽然自己承认是宋的藩属,但却经常侵扰宋的边疆地区,抢劫财物,掳走人口,使那里的生产不能正常进行,老百姓终日不得安宁。为此,驻守并州(今山西太原)的庞籍想统帅士兵在边境上构筑城堡,以防备西夏的骚扰。吴育听说后很不赞成,他认为,庞籍等并不明确构筑城堡的涵义是什么,若筑有城堡,西夏人必然前来争夺,由此双方的战争将接连不断,那么受害的必然是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西北)的百姓。为此,吴育将其意见用公文移送河东府(今太原),又把他的手书送给庞籍,把自己对此事的奏疏报到朝廷,但是执政大臣不以为然,其奏疏未上报皇帝。不久西夏人果然来争夺黄河以东地区,宋朝猛将郭恩也做了西夏人的俘虏,为此,驻守太原的将领们都获罪被贬离职。
不久,吴育旧病复发,他上书朝廷请求不再主管边境地区的事务,要求免去其宣徽使的职衔。为此,朝廷让他以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右丞的官衔知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又改任河南知府。吴育病情好转后,又像平常一样紧张地处理起政务来,不久,吴育的病情再度恶化,因医治无效去世,享年五十五岁。他死后,朝廷赠其官为吏部尚书,谥号"正肃",欧阳修专门为他撰写墓志铭。
吴育性格开朗,处事果断干练,他所制定的条规,简明易行而不可更改。他生性善辩,但从不轻易乱发议论,当他考虑成熟一旦把自己的见解公开出来,别人很难再说服他。他与人争论,辩理精当,逻辑清晰,思维敏捷,论据确凿,语气简明有力,使听众深信不疑,大都为其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