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宰相进士
--浦城吴待问家族
溥城吴氏家族从吴待问始,历经四子进士吴育、吴京、吴方、吴充,特别是官至宰相的长子吴育和四子吴充,成为北宋朝廷的良臣辅弼,在政治弊端丛生,社会矛盾尖锐,改革与守旧激烈交锋的环境下,为北宋外交、军事和内政改革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显赫百年之久的权势之家,至吴待问的四代孙吴侔的谋反被诛而衰落。
(一)家族渊源
福建浦城吴氏,谱牒书上说属吴季札一宗,系唐代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吴廷哇的后裔。吴廷硅,新、旧《唐书》作吴道瑾,是一位道士,因善教诱童孺,被召入宫为太子及诸王授经。吴道瑾的两个儿子吴通玄和吴通微皆博学善文章,故予出入禁中,后共掌制宪,号称"二吴",名重于时。后吴通玄因参与宫中权利之争失败,先被贬为福建泉州司马,后被赐死,其长子吴睿任官福建浦州县尉,家族遂迁居于此,繁衍成后世浦城吴氏,吴睿子孙辈中除吴公养官任御史大夫之外,余者皆无大作为。因此,浦城吴氏长期默默无闻,但到了宋真宗(998~1022)时期,吴待问首登进士,成为浦城吴氏家族崛起的先声。
(二)显门耀祖的吴待问
吴待问,北宋建安(今福建浦城)人,他自幼聪明睿智,勤奋好学,喜欢结交有学问的人,经常慕名拜访求教同里人杨亿。杨亿七岁能文,十一岁受宋太宗召见,太宗对他说:"予有望于汝也。"杨亿叔父官至知州,曾对杨亿寄予"兴吾门者在汝矣"的厚望,杨亿果然不负众望,后来终成学界一代宗师,曾主编过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吴待问虚心求教于杨亿,颇受杨亿器重,每次造访都受到杨亿热情接待。对此,杨亿门下的少年学子很不服气,他们看不起吴待问,认为老师那样对待他有些过分,杨亿觉察到了学王们的心态,就十分率直严肃地对他们说:"吴待问今后所能达到的成就和享有的身份地位,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企望得到的。"后来,吴待问果然学问大进,在宋真宗咸平年间考中进士,成为朝廷命官。吴待问曾先后官至奉朝请、光禄卿,最后以礼部侍郎的官衔退休回家,颐养天年。
吴待问对浦城吴氏的贡献,不仅在于他跻身龙廷,显门耀祖,更在于他养育了四个有杰出智慧的才子,使浦城吴氏成为古今少有的以才学而显赫的家族。
吴待问的长子吴育、次子吴京、三子吴方、四子吴充皆高中进士,吴育还夺得礼部魁首,吴育、吴充分别官至副宰相、宰相。
(三)刚正不阿的吴育
吴育,字春卿,是一位少年奇才,自幼聪明过人,又刻苦用功,博闻强记,遂成为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长大后他一举高中进士,又在礼部的会试中夺得第一名,再经殿试录取为进士甲科。他先被委任为大理评事,升寺丞,后任地方官。
吴育曾先后担任过临安(今杭州)、诸暨(浙江今县)、襄城(河南今县)的知县。任职襄城期间,其执法严谨的作风已有显露。北宋皇拳宗子秦悼王死后葬在了汝州(今河南临汝),他的后代子孙死后都要葬在汝州陪葬。每年的年节、喜庆日、忌日需要忌扫陵墓时,其家人都要在宦官主持护送下往来于京城和汝州之间,沿途任意向州县索要财务,骚扰百姓,成为地方一害,官民不胜其苦。吴育任襄城知县,据此上疏,请求凡是祭陵墓、送葬仪式所需财物人役等,都要规定一个确定的数量,不允许使者、家人、随从等乱派乱要,像猪羊等价值高的物品,应由国家财库拨款购置,不能向地方官府摊派或直接向民间索要。经吴育的力争,老百姓对秦悼王家祭陵扫墓送葬等供奉的费用,节省了一大半。但宫中主持秦悼王家祭的宦官对此却十分不满,他们对吴育怀恨在心,故意寻衅闹事,经常半夜三更去叩县衙的大门,要求资助运输所需的牛马等,吴育对此等无理要求,一律拒绝不办。过去,秦悼王的宗子家人祭陵墓经过地方时,常以庄田为猎场,放纵鹰犬随从任意践踏民田,毁坏庄稼,危害百姓,连地方官也敢怒不敢言。吴育任襄城知县,刚正不阿执法威严,宗子们早有所闻,故一到襄城地界,就相互告诫约束,不敢胡作非为。
不久,吴育被推举为贤良方正升著作郎,当值集贤院,掌管图籍事项,又被委任为苏州(今市)通判,回京再升为知太常礼运,主持礼仪的制定。在此任内,他编成《太常新礼·庆历礼仪》一书,又改任右正官,掌规柬事,再任三司盐铁及户部二判官,后又以本宫到柬院供职。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首领元吴自称皇帝。消息传来,朝野震惊,大臣公议要出兵讨伐,他们说:"元吴只不过是一个小丑,大兵一到很快就能把他消灭掉",吴育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元吴过去虽然对大宋称臣,但从来没有向朝廷进贡"尺赋斗租","且服叛不长,请置之示不足责;且已潜舆服,势必不能自削。宜援国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顺服而收支。"即按照开国之初先帝对江南李唐的办法,稍稍改变其称号,顺水推舟,即可相安无事。吴育的意见未受重视,皇帝在朝廷上下一片讨伐声中发兵西夏。由于征讨西夏的诸将志大才疏,征战数月,双方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宋廷只得同意议和。最后,还是采用吴育建议,封元吴为夏国主。承认了西夏的独立。接着吴育又上疏建言国家的防御政策:他说天下久安,朝廷内外因循守旧,人人厌事,结果政令松弛,边防废弃,军纪不整,边境上稍有风吹草动就仓皇失措,若稍有安静,则又没人敢言战争守御之策。假若政令清明,军纪严肃,财用富足,赏罚分明,令行禁止,严守信用,将帅们悉心讲求用兵之道,士兵们严格操练,装备精良,军队经常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则四方之夷,望风而降,就不会有人产生与中国为敌的思想。以上各项条款缺一不备,边境稍有闪失,就会出事。为使朝廷有一项对西夏主元吴的明确政策,吴育特别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故事:汉代时,朝廷谴使通西域,西域诸少数民族内附,从而使匈奴孤立无援;唐代时,友好对待回纥可汗,使双方能长期和平共处;本朝真宗皇帝利用吐蕃(今藏族)首领潘罗支伪降西夏主李继迁,从而杀死继迁,迫使其子李德明内附宋朝。元吴见朝廷多年来与西域诸少数民族不加强联系,才肆无忌惮,猖獗一时......并据此提出要朝廷招募使者,出使吐蕃及其他各蕃部,对他们要象对元昊一样一视同仁,这样就能离间元吴的阵营,使其陷于孤立,不敢继续与朝廷为敌。吴育认为,这是对付元吴的基本策略。与此同时,吴育还摘编了真宗时通西域诸少数民族的史料,供朝廷参考借鉴。随后,吴育被改任同修起居注,参与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并以此"遂知制诰",代为皇帝起草诏令,升翰林学士,更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后再迁礼部郎中,为礼部长官之副,掌礼仪、贡举、祭祀等事。
不久,契丹与西夏元吴交战,元吴向宋讲和,请求内附,契丹则派使者来警告宋朝,不得与元吴讲和及准许其内附,朝廷大臣们对此束手无策。为此,吴育又上疏提出了处置该事的方略。他说,契丹与宋作为兄弟之国,友好相处已久,不可贪图元吴的内附而与契丹失和,现在契丹、西夏交兵互斗,我朝可坐观事态变化,等待机会为我所用,朝廷若失策接纳元昊内附,契丹必然在我河北、山西地区兴兵作乱,若此,朝廷既得不到元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