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和议方坚  英年早逝

吴玠墓

1135年江淮之战结束后，宋、金之间暂无大的战事。1136年7月，岳飞组织第二次北伐，夺回了商州和虢州的部分地区。9月，刘豫出兵10万进犯淮西，假称金军，让宋廷虚惊一场之后，被张浚组织刘光世、杨沂中、张俊所部击退。11月，金、齐联军攻打商、虢，岳飞组织第三次北伐获捷。这三次战役实际是宋、齐之间的争夺。当时朝廷由主战派张浚主政，他力主高宗将行在迁至建康，以借有利形势实现恢复大计。高宗最后接受了赵鼎的折中建议，将行在迁往位于建康与临安之间的平江府。赵鼎老成持重，作为副相，一直在主战、主和两种势力之间起着缓冲、调和作用，当时因和张浚在迁都、淮西易帅等事件中政见不合而辞职。张浚引进秦桧为枢密使，取代了赵鼎。

执宰更易后，罢免淮西帅刘光世兵柄被提上日程，为淮西军选帅成了高宗君臣的中心议题。1137年2月，岳飞在平江府谒见了高宗，被提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并加太尉衔，与刘光世、张俊并列。3月，高宗将行在迁至建康后，第二次召见了岳飞，当面向岳飞承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卷27）岳飞回到住所后立即拟出了一份恢复故土的计划陈奏。高宗览奏大悦，在奏章上批示：“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为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金佗续编》卷1）随后将淮西军将校、兵马清册密付岳飞，让他准备接管。高宗短期内对岳飞的信任、封赏和恩宠，使岳飞的政治地位步入巅峰。

正当岳飞准备大展抱负的时候，风云突变。接收淮西军之事到了最后决策阶段，高宗、张浚、秦桧君臣被祖宗家法提醒：不能让岳飞握兵太重。于是1137年2月刘光世被罢免之后，淮西军不但没有交给岳飞掌管，而且由于张浚用非其人，接任淮西军都统制的王德、参谋吕祉措置失当，导致刘光世部下悍将郦琼带领四万多人投降了伪齐。张浚引咎辞职，赵鼎再次入相。赵鼎主政后主张休养生息，留用秦桧辅政，并将行在由建康撤回临安。

南宋朝廷将相更替、行在前移、筹划进取之际，金朝内部也不平静。1135年春，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病故，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完颜亶继承帝位，是为熙宗。熙宗上台后，挞懒、完颜宗盘等人得到重用。权倾一时的原军事首脑粘罕受到金国当权者的排挤。挞懒之流先将其心腹高庆裔等人处死、贬黜；接着又以“阴怀异议”、“奏对悖慢”等罪名，被迫粘罕“绝食纵饮，恚闷而死（《北盟会编》卷178）”。随后挞懒出任左副元帅，兀术为右副元帅。

金朝内部实力派人物的变更，直接影响到伪齐政权的存亡。刘豫走上傀儡皇帝的宝座，原本是靠挞懒支持的，但他上台后看风使舵，投靠粘罕、高庆裔等当权人物而疏远了挞懒等人，将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新一轮权臣的心中。加之他立国以来，不但没有在金、宋之间起到屏障和缓冲作用，反而处处靠金军支持过日子，已经成了金朝的累赘。郦琼投齐后，刘豫原以为天赐亡宋良机，跑到金朝乞兵伐宋，孰不知此举竟成了废齐的导火索。1137年9月，金朝先以防止诈降为由，下令解散了郦琼带来的四万人马。11月，又以联合出兵伐宋为由，将刘麟及其二万将士调离开封并全部俘获。紧接着挞懒、兀术率兵到开封，宣布废除了伪齐政权。

伪齐被废后，金朝向宋廷发出了两个信号：（一）金朝准备让钦宗回旧都当傀儡；（《会编》卷180～182）（二）金朝主和派核心人物挞懒告诉宋廷和议使王伦 “好报江南（指宋廷），既道途无雍，和议自此平达。”并抛出归还徽宗梓宫、高宗生母韦氏、河南以南土地等诱饵，等待宋廷上钩。

南宋主战派将领和朝臣见于刘豫被废，再次上书，反对议和，主张借势以图恢复。高宗及其权臣秦桧力主和议，并将反对和议的王庶、胡铨等人予以罢免，引进了孙近、勾龙如渊等秦桧的党羽。当时另一抗战派代表人物李纲在江西安抚制置大使任上。眼看朝廷和局将定，他忧心如焚，上书力劝高宗“临大难而不惧”，千万别“弃前功，蹈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宋史·李纲传》）。”可惜忠言逆耳，李纲因此被罢官改任闲职。

就这样，高宗在朝臣的反对声中，以屈膝称臣和纳贡为代价，换得了金朝归还河南、陕西地及徽宗梓宫、韦后、钦宗为条件的和议承诺。1138年（宋高宗绍兴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宋金和议达成，金主向河南吏民颁布诏书。大略谓：

顷立齐豫以守南服，累年于兹。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犹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国家岂贪尺寸之地，而不为惠安元元之计乎？所以去冬特废刘豫。今日河之南，复为赐宋氏。尔等处尔旧土，还尔世主，我国家之恩亦已洪矣。尔能各安其心，无忘我上国之大恩，虽有巨河之隔，犹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约，不许辄行废置。各守厥官，以事尔主，无贻悔吝！

秦桧代高宗向金使张通古、萧哲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诏书。

1139年元月，南宋向河南陕西伪齐官兵颁布了大赦条令，随即交接了河南地界。为便于接管，宋廷将河南分成三路：京畿路治东京，河南路治西京，应天府路治南京。以王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郭仲荀为副留守兼节制军马,孟庾为西京留守兼知洛阳府,路允迪为南京留守兼知应天府。孟、路二人均兼本路安抚使。

2月，宋方派出接收陕西使臣。3月，金朝向陕西宣谕使周聿交割了陕西地。按周聿陈奏：“陕西既归，得地数千里，得兵13万，得马2万。”（《续通鉴》卷122）伪齐占据陕西地盘，主要由宋军叛将张中孚、张中彦、慕容洧、赵彬等人驻守。为了顺利接收，宋廷不仅在大赦令中为其叛宋行为进行了开释和自咎，而且专门委任和四将有门户关系的郭浩为宣谕使奉旨抚谕。郭浩是郭成之子。郭成“旧为边将，张中孚、中彦皆出其门。慕容洧之父亦（郭）成部曲，而赵彬贫时又尝依（郭）浩（《要录》卷126）”。

在大赦天下的同时，宋廷对各战区新旧宣抚使及三衙官军推恩第赏：刘光世赐号和众辅国功臣，晋封雍国公；韩世忠迁少师；张俊赐安民靖难功臣，迁少傅；岳飞，吴玠并授开府仪同三司。吴玠还升任四川宣抚使，并规定陕西和甘肃的阶、成等州皆听其所制。当时百官进陈贺表，他拒不上表，幕僚请求代拟贺表时，他说：“玠等不能宣国威灵，亦可愧矣，但当待罪称谢可也！”（《续通鉴》绍兴九年正月记事）

在和议期间，力主抗金的将士或成为障碍被罢免；或变成多余的人被冷落。吴玠虽获推恩，但在对待和议的态度上属于后者。他没有象王庶、胡铨那样上章力谏，但布谍策反、强军备战的行为，显然与和议背道而驰。这些良苦用心，直到两年之后金朝背盟时，才被朝野所认识。就得地而言，作为边帅，他无时不盼着收复失地，但这种收复是等朝廷一声令下，他亲率将士披挂上阵在战场上去夺回，绝不是以主上屈膝称臣为条件去换得。凭他多年与金军接触的经验，也不相信靠和议就能真正得到失地。

1139年正月朝廷与金国和议初成，推恩将士、大赦天下时，吴玠怀着十分郁闷的心情，带病在熙州出巡。2月，朝廷内使将加封圣旨和高宗亲札送到仙人关时，吴玠已经病重，咯血不止，在侍从搀扶下跪接圣旨，并以赏过其劳为由再三请辞，优诏不许。3月，正当两国交接陕西失地时，吴玠已经不能视事，上奏朝廷请求解除各种职事。高宗闻讯后深为忧虑，急令成都知府胡世将在四川访求名医组织医治；随后又从临安派御医前去救治。6月21日，国医尚未赶到，吴玠已病逝于仙人关军中，年仅47岁。  

遗表送至朝廷，高宗看到这位威震西域的名将留下的遗墨时十分震痛，下令停朝两日，以示哀悼。追赠少师，谥封武安，赐帛千匹，并下诏建忠烈庙于仙人关，以祀吴玠。11月，又将吴璘晋升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高宗在下达这一命令时告诉大臣：“吴玠久在川蜀，备著忠绩，虽已优加恤典，然闻其家颇贫，可赐钱三万缗，仍进其弟军职，令抚其家属。”后来在绍熙初年，朝廷又追封吴玠为涪王。吴玠生前建不世之功而未谋主上一面，鞠躬尽瘁而又频频受制，死后得到如此恤典，高宗皇帝惋惜、追悔之情不言而喻。

吴玠在南宋立国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与高宗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胡世将在《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中是这样叙述的：

盖自天下用兵，乘御省康吴。会公以偏师起西鄙，奋孤忠，抑大难，保川陕共百十六州，以重上流之势，屏翰王室，屹如长城。方敌国深侵，叛臣僭窃，道路阻绝，公未尝得一见天子，独其精忠上达。圣主明见万里之外，谓公可属大事，当方面。凡军事不从中御，而赏罚付之不疑。以卒成却敌固圉之功者，惟天子之明而公之忠也。

吴玠娶妻张氏，诰封永宁郡夫人，生有三男①四女。三男为吴拱、吴扶、吴撝。四女记载不详，只有被当地百姓尊称“兰凤王”的小女吴兰凤，在今甘肃两当县东南小陇山有墓。吴玠去世时“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世将）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武安公功绩记》序）。”

胡世将既是吴玠的同僚，也是继任者。他组织了对吴玠的医治，主持了葬仪，撰写了行状、碑铭、忠烈祠记，见证了吴玠的忠诚和他在当地人民中的影响。金人背盟后又亲身体会到吴玠国防思想的价值和先见之明，在总结吴玠的功业和思想方面留下不少记载。但吴玠的友人、同事张发犹嫌记载不详，于乾道乙酉年间先撰写了一份吴玠生平事迹《补遗》，将墓志铭未反映事迹，择其大者选取数十件作了补述；之后又将有关吴玠的宸翰、诏命、碑铭与《补遗》收为一集，取名《保蜀忠勤录》。刻印成书，深为读者所喜，很快在川、陕一带传诵。后来宋人明庭杰又根据冯康国在川陕宣抚司供职时的日记，撰写出《吴武安公功绩记》。

明庭杰、冯康国是大学同舍好友，又同在川陕宣抚司共过事。张发与明庭杰同为蜀士，吴玠用兵时他在张魏公幕府，而庭杰自称宣抚司荐士；康国时为宣抚司参议。三人在撰写上列史料时曾互通有无，张发还为功绩记写了序。他们撰写的这些资料，实为研究吴玠的重要文献。可惜《保蜀忠勤录》未保存下来。《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为宋中书舍人王纶于绍兴二十六年所撰。据《宋史·王纶传》载，此碑撰成，“称上旨，赐宸翰褒宠。”

吴玠的墓葬情况，史料记载比较清楚：1139年6月去世；7月遗表到达朝廷；8月挞懒被杀，金人背盟，但未出兵，水洛尚在南宋版图之中；9月由“弟璘与诸孤奉丧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塬先茔之次（《吴玠墓志铭》）”；11月,朝廷各种封赏结束后墓志铭才得定稿，并就地刻制墓碑；1140年4月墓碑刻成时，正值金人大举入侵，水洛沦陷，无法运回墓地，当地军民就在河池（徽县）钟楼山择地立碑，并设衣冠冢纪念，于是形成了墓、碑两地的历史事实。

吴玠活着尽忠，终生未离蜀口，甚至连入京面圣的机会都没有；死后尽孝，魂归故土，符合常情。徽县旧志“因袭碑所在，以为建墓即在徽县，似未考其时势也！”（张维《陇右金石录·吴玠墓志铭》注批）吴玠虽然魂归故土，但其一生的影响在建功立业的秦陇地区更大。笔者有《江山留胜迹》专稿附后，此不赘述。

对吴玠的综合评价，出处较多，这里姑选几则：

公用兵本孙吴，而能通其变；务远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视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乐为之死；其任将佐、等功赏，断以公论，无亲故权势之徇，故麾下诸将多以功显；既贵，而自奉之约不逾平时，至推以予士，则不少吝，故家无余赀至无宅以居。呜呼！虽古名将何以加诸?（《吴武安公玠神道碑》）

宋人明庭杰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序中写道：

忠烈吴武安公，中兴名将。其抚养士卒似吴起，勤俭精力似陶侃，违令必戮似孙武之，忧国远计不侥近功似赵充国。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广与羊祜也！是以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以保全蜀。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     

南宋时曾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后为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并侍读的汪应辰，向以正直、敢言、主战、有政声而名世。在其《文定集·书吴忠烈遗事》中写道：       

忠烈吴公力捍强敌，以保全蜀，其忠勇谋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观其遗事，如平籴、营田、兴水利、辟矿土、招流民、减冗员、节犒享，汲汲焉以爱民体国为意。昔（赵）充国省徭役之劳；冯奉世惜转输之费；郭子仪镇河中，士卒不劝而耕，军有余粮。三人皆卓然为汉、唐中兴名将，盖其用心远矣，今复于忠烈公见之。公殁几三十年，而蜀人奉尝之如一日，其忠诚所感格，惠爱之所固结，非偶然也。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十分敬重抗金英雄，并因其也有过守蜀经历，对吴玠尤甚。从他留下“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剑南诗稿》卷34《感事》）”、“西酹吴玠墓，北招宗泽魂（《剑南诗稿》卷34《村饮示邻曲》）”、“老吴将军独护蜀，坐使井络无欃枪(《晚登子城》)”等名句中不难看出，他心中的抗金英雄是韩、岳并称，吴、宗齐名。出于对英雄的敬重，他在随王炎驻守四川时与玠子拱、璘子挺过从甚密。曾亲自踏访过吴玠庙堂，并关注其茔地的状况。在《老学庵笔记》卷5中留下了这样记述：

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今虽隔在敌境，松楸甚盛，岁时祀享不辍，虏不敢问也！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

陆游与吴玠，在南宋抗金爱国英杰旗下并列，一个以言取胜，笔尖杀敌，留下了大量烩炙人口的爱国诗篇；一个以行取胜，百战御金，在刀光剑影中度过了一生，就象两座大山一样不能互补。有趣的是：赫赫战功知者少，煌煌诗篇吟到今。

在后世对吴玠与南宋其他中兴名将的比较和评价中，有两个无法回避且众说不一的话题：一是他在南宋中兴史上的地位，二是他自身的不足与失误。关于历史地位，尽管传统说法中的张、韩、岳、刘“中兴四将”中没有吴玠；尽管《宋史》将吴玠传列在刘锜之后，章颖《南渡十将》将二吴置于末尾；尽管许多权威性通史中抗金一节只有岳飞、韩世忠两位名将，但吴玠在南宋初年抗金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绝不会因此而被抹杀或低估。他指挥的蜀口三大战，尤其是和尚原、仙人关两大战役，作为宋金战争中最激烈、最艰巨、胜绩最卓著的两次大战，无论如何都是埋没不了的。所谓中兴四将，只有在四分之一的国土上（半壁江山的不足一半）讲得通，加上西部战场，自当别论。如以抗金志节、军事才能、处境和战功、对抗金历史的影响及其在南宋中兴大业中发挥的作用论英雄，吴玠始终在中兴四将之上。

岳飞作为抗金名将是无可非议的，其综合素质并不亚于吴玠，但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发挥抗金作用的机遇不及吴玠，在抗金战场上所取得的胜绩，始终没有超过和尚原、仙人关两次大战。可以这样说：作为名将，吴玠在川陕战场、西部宋军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放在全国，还有岳飞在前；论其战功，岳飞和岳家军在中东部战场是数一数二的，但放在全国抗金战场，则还有吴玠和吴家军在前。岳飞一直是笔者十分敬重的英雄，为二吴立传，对岳飞的敬重不仅未减退，反而更加理性。考量这种敬重的内涵，在民族气节、报国忠诚、杰出才能、赫赫战功之外，其无瑕人品和悲剧结局占有一定分量。

韩世忠既是高宗的爱将，也是国人的爱将。他长期驻守江淮，三万之兵居然自守有馀，让岳飞都为之折服。陆游将韩岳并称不无道理。宗泽抗金事迹在南宋早期的抗金斗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一笔。他虽然没有取得吴玠、岳飞那样的胜绩，但他忠君爱国，节义可嘉，力挽狂澜，气贯长虹，是所有抗金爱国志士心目中的一面旗帜。把吴玠和宗泽相提并论，足见他在陆游心目中的地位。他之所以如此功高望重而没有韩岳那样深远的影响，与其沉毅，谨慎，不喜张扬的性格和远离朝堂不无关系。他没有像岳飞那样剑拔弩张，也没有像岳飞那样身被奇冤；没有像宗泽那样慷慨激昂，高喊“过河”而死；也没有像陆游那样的才华和闲情逸致，故没有留下多少传世诗文。所以要读准吴玠，必须将其放在惊心动魄的战争中去认识，去理解。

历史上任何一个杰出人物，都不是白璧无瑕的，吴玠也不例外。据笔者对史料的辨识，吴玠的不足与失误，至少有以下几点：

在他的头脑里，封建忠君思想始终是第一位的。当国家、民族、人民和个人利益与君王利益相矛盾时，他始终忠于后者。早年在镇压义军的战斗中立功。1135年收复秦州至1139年去世之前，以西北战场的形势和右护军的实力而言，完全有收复陕西失地的机会，但受朝廷“毋张虚势，毋竟小利，蓄养士气，乘间阻险，但务其小胜，不必大胜”方针及和议、缺饷、防线太长等因素的限制，他没有像岳飞那样大张旗鼓的挥师北伐。在他权力受制的情况下先后派吴拱、吕政入朝奏事，表明愚忠，自结主知。最后无法忍受和议的屈辱，忧愤成疾，英年早逝。可以说他是忠君思想的殉道者。

御下严而有恩本是他的长处，可是在1130年秦凤招兵时，将前来投军的300名旧部，因两年前青溪岭战斗中矢石未交，望风奔逃而悉斩于远亭。1138年在大安军视察军营时，因部队家属缺粮号哭一事，将利州路转运副使勾光祖部下诸路漕司的主管官吏全部斩首于市。在处理这两件事上虽见其威严、嫉恶如仇的一面，也有滥杀之嫌。

他也犯过一次诸葛亮失街亭之错。1137年派部将马希仲率兵攻熙州败绩溃退，连失巩州。吴玠手下强将如林，这次不慎错用了一个“素妄庸”的马希仲，得檄气索，临阵先遁。最后虽然“枭其首以令诸军（《要录》卷117）”，但不能不说是一次用非其人的失误。

至于宋史本传中说他“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和《宋史·曲端传》中说他与王庶“畏端严明”、“ 谮端不已”，帮张浚罗织罪名杀害曲端两个污点，笔者不想回避，也不敢苟同。谮害曲端，已在第八章表明了观点，此不重述。就其晚节，笔者在专论《吴玠晚节并不黯淡》（载于《庄浪史志》第二辑）中，从时间与环境、嗜好与作为、渔色与敛财、病状与病因四个与判定其晚节密切有关的方面提出质疑。内容大致为：张俊、刘光世两位大将虽然战绩平平，在享乐上却赫赫有名，宝马香车豪宅美色一样不缺，这样朝廷反而放心。岳飞洁身自好，却被冤杀。吴玠身上有点瑕疵，也不足为怪，但他47岁早逝，从仙人关战后至卧病仅隔4年，而且一直生活在战地，长年奔波不息，在营田、备战、发展经济等方面饶有建树，最后因恶劣环境和长期操劳致病，咯血而死，死后朝廷才发现家无余资以至于无宅以居。

结语中说：“综前所述，对于一个出身行伍，历尽艰险，完全凭战功改变了宋金战争形势和南宋政权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自身价值和命运的璀灿将星；一个时刻以爱民体国为念，自奉俭约，为政清明，不患位之不尊，常忧赏过其劳的平民将军；一个刚刚步入不惑之年，身负支撑危局之重托，百废待举，日理万机，谱写和正在谱写着人生辉煌的封疆重臣；一个久住边关，矢志与蜀口共存亡，被朝野寄予‘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这样的厚望；在川陕地区获得‘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这样民心的一代名将，在其忍痛走完的人生最后四年里，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章  注

①玠本传、墓志铭均载玠有五子，其中扩、揔与璘子重。功绩记载玠有三子，且序中有“长子未冠而二季犹幼”之记。据此可知功绩记所载属实，本传从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