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和议方坚  英年早逝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柳林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1/15 18:08:14  文章录入:gohwu  责任编辑:gohwu
 

第十四章  和议方坚  英年早逝

吴玠墓

1135年江淮之战结束后,宋、金之间暂无大的战事。11367月,岳飞组织第二次北伐,夺回了商州和虢州的部分地区。9月,刘豫出兵10万进犯淮西,假称金军,让宋廷虚惊一场之后,被张浚组织刘光世、杨沂中、张俊所部击退。11月,金、齐联军攻打商、虢,岳飞组织第三次北伐获捷。这三次战役实际是宋、齐之间的争夺。当时朝廷由主战派张浚主政,他力主高宗将行在迁至建康,以借有利形势实现恢复大计。高宗最后接受了赵鼎的折中建议,将行在迁往位于建康与临安之间的平江府。赵鼎老成持重,作为副相,一直在主战、主和两种势力之间起着缓冲、调和作用,当时因和张浚在迁都、淮西易帅等事件中政见不合而辞职。张浚引进秦桧为枢密使,取代了赵鼎。

执宰更易后,罢免淮西帅刘光世兵柄被提上日程,为淮西军选帅成了高宗君臣的中心议题。11372月,岳飞在平江府谒见了高宗,被提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并加太尉衔,与刘光世、张俊并列。3月,高宗将行在迁至建康后,第二次召见了岳飞,当面向岳飞承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卷27)岳飞回到住所后立即拟出了一份恢复故土的计划陈奏。高宗览奏大悦,在奏章上批示:“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为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金佗续编》卷1)随后将淮西军将校、兵马清册密付岳飞,让他准备接管。高宗短期内对岳飞的信任、封赏和恩宠,使岳飞的政治地位步入巅峰。

正当岳飞准备大展抱负的时候,风云突变。接收淮西军之事到了最后决策阶段,高宗、张浚、秦桧君臣被祖宗家法提醒:不能让岳飞握兵太重。于是11372月刘光世被罢免之后,淮西军不但没有交给岳飞掌管,而且由于张浚用非其人,接任淮西军都统制的王德、参谋吕祉措置失当,导致刘光世部下悍将郦琼带领四万多人投降了伪齐。张浚引咎辞职,赵鼎再次入相。赵鼎主政后主张休养生息,留用秦桧辅政,并将行在由建康撤回临安。

南宋朝廷将相更替、行在前移、筹划进取之际,金朝内部也不平静。1135年春,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病故,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完颜亶继承帝位,是为熙宗。熙宗上台后,挞懒、完颜宗盘等人得到重用。权倾一时的原军事首脑粘罕受到金国当权者的排挤。挞懒之流先将其心腹高庆裔等人处死、贬黜;接着又以“阴怀异议”、“奏对悖慢”等罪名,被迫粘罕“绝食纵饮,恚闷而死(《北盟会编》卷178”。随后挞懒出任左副元帅,兀术为右副元帅。

金朝内部实力派人物的变更,直接影响到伪齐政权的存亡。刘豫走上傀儡皇帝的宝座,原本是靠挞懒支持的,但他上台后看风使舵,投靠粘罕、高庆裔等当权人物而疏远了挞懒等人,将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新一轮权臣的心中。加之他立国以来,不但没有在金、宋之间起到屏障和缓冲作用,反而处处靠金军支持过日子,已经成了金朝的累赘。郦琼投齐后,刘豫原以为天赐亡宋良机,跑到金朝乞兵伐宋,孰不知此举竟成了废齐的导火索。11379月,金朝先以防止诈降为由,下令解散了郦琼带来的四万人马。11月,又以联合出兵伐宋为由,将刘麟及其二万将士调离开封并全部俘获。紧接着挞懒、兀术率兵到开封,宣布废除了伪齐政权。

伪齐被废后,金朝向宋廷发出了两个信号:(一)金朝准备让钦宗回旧都当傀儡;(《会编》卷180182(二)金朝主和派核心人物挞懒告诉宋廷和议使王伦 “好报江南(指宋廷),既道途无雍,和议自此平达。”并抛出归还徽宗梓宫、高宗生母韦氏、河南以南土地等诱饵,等待宋廷上钩。

南宋主战派将领和朝臣见于刘豫被废,再次上书,反对议和,主张借势以图恢复。高宗及其权臣秦桧力主和议,并将反对和议的王庶、胡铨等人予以罢免,引进了孙近、勾龙如渊等秦桧的党羽。当时另一抗战派代表人物李纲在江西安抚制置大使任上。眼看朝廷和局将定,他忧心如焚,上书力劝高宗“临大难而不惧”,千万别“弃前功,蹈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宋史·李纲传》)。”可惜忠言逆耳,李纲因此被罢官改任闲职。

就这样,高宗在朝臣的反对声中,以屈膝称臣和纳贡为代价,换得了金朝归还河南、陕西地及徽宗梓宫、韦后、钦宗为条件的和议承诺。1138年(宋高宗绍兴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宋金和议达成,金主向河南吏民颁布诏书。大略谓:

顷立齐豫以守南服,累年于兹。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犹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国家岂贪尺寸之地,而不为惠安元元之计乎?所以去冬特废刘豫。今日河之南,复为赐宋氏。尔等处尔旧土,还尔世主,我国家之恩亦已洪矣。尔能各安其心,无忘我上国之大恩,虽有巨河之隔,犹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约,不许辄行废置。各守厥官,以事尔主,无贻悔吝!

秦桧代高宗向金使张通古、萧哲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诏书。

1139年元月,南宋向河南陕西伪齐官兵颁布了大赦条令,随即交接了河南地界。为便于接管,宋廷将河南分成三路:京畿路治东京,河南路治西京,应天府路治南京。以王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郭仲荀为副留守兼节制军马,孟庾为西京留守兼知洛阳府,路允迪为南京留守兼知应天府。孟、路二人均兼本路安抚使。

2月,宋方派出接收陕西使臣。3月,金朝向陕西宣谕使周聿交割了陕西地。按周聿陈奏:“陕西既归,得地数千里,得兵13万,得马2万。”(《续通鉴》卷122)伪齐占据陕西地盘,主要由宋军叛将张中孚、张中彦、慕容洧、赵彬等人驻守。为了顺利接收,宋廷不仅在大赦令中为其叛宋行为进行了开释和自咎,而且专门委任和四将有门户关系的郭浩为宣谕使奉旨抚谕。郭浩是郭成之子。郭成“旧为边将,张中孚、中彦皆出其门。慕容洧之父亦(郭)成部曲,而赵彬贫时又尝依(郭)浩(《要录》卷126)”。

在大赦天下的同时,宋廷对各战区新旧宣抚使及三衙官军推恩第赏:刘光世赐号和众辅国功臣,晋封雍国公;韩世忠迁少师;张俊赐安民靖难功臣,迁少傅;岳飞,吴玠并授开府仪同三司。吴玠还升任四川宣抚使,并规定陕西和甘肃的阶、成等州皆听其所制。当时百官进陈贺表,他拒不上表,幕僚请求代拟贺表时,他说:“玠等不能宣国威灵,亦可愧矣,但当待罪称谢可也!”(《续通鉴》绍兴九年正月记事)

在和议期间,力主抗金的将士或成为障碍被罢免;或变成多余的人被冷落。吴玠虽获推恩,但在对待和议的态度上属于后者。他没有象王庶、胡铨那样上章力谏,但布谍策反、强军备战的行为,显然与和议背道而驰。这些良苦用心,直到两年之后金朝背盟时,才被朝野所认识。就得地而言,作为边帅,他无时不盼着收复失地,但这种收复是等朝廷一声令下,他亲率将士披挂上阵在战场上去夺回,绝不是以主上屈膝称臣为条件去换得。凭他多年与金军接触的经验,也不相信靠和议就能真正得到失地。

1139年正月朝廷与金国和议初成,推恩将士、大赦天下时,吴玠怀着十分郁闷的心情,带病在熙州出巡。2月,朝廷内使将加封圣旨和高宗亲札送到仙人关时,吴玠已经病重,咯血不止,在侍从搀扶下跪接圣旨,并以赏过其劳为由再三请辞,优诏不许。3月,正当两国交接陕西失地时,吴玠已经不能视事,上奏朝廷请求解除各种职事。高宗闻讯后深为忧虑,急令成都知府胡世将在四川访求名医组织医治;随后又从临安派御医前去救治。621日,国医尚未赶到,吴玠已病逝于仙人关军中,年仅47岁。  

遗表送至朝廷,高宗看到这位威震西域的名将留下的遗墨时十分震痛,下令停朝两日,以示哀悼。追赠少师,谥封武安,赐帛千匹,并下诏建忠烈庙于仙人关,以祀吴玠。11月,又将吴璘晋升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高宗在下达这一命令时告诉大臣:“吴玠久在川蜀,备著忠绩,虽已优加恤典,然闻其家颇贫,可赐钱三万缗,仍进其弟军职,令抚其家属。”后来在绍熙初年,朝廷又追封吴玠为涪王。吴玠生前建不世之功而未谋主上一面,鞠躬尽瘁而又频频受制,死后得到如此恤典,高宗皇帝惋惜、追悔之情不言而喻。

吴玠在南宋立国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与高宗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胡世将在《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中是这样叙述的:

盖自天下用兵,乘御省康吴。会公以偏师起西鄙,奋孤忠,抑大难,保川陕共百十六州,以重上流之势,屏翰王室,屹如长城。方敌国深侵,叛臣僭窃,道路阻绝,公未尝得一见天子,独其精忠上达。圣主明见万里之外,谓公可属大事,当方面。凡军事不从中御,而赏罚付之不疑。以卒成却敌固圉之功者,惟天子之明而公之忠也。

吴玠娶妻张氏,诰封永宁郡夫人,生有三男四女。三男为吴拱、吴扶、吴撝。四女记载不详,只有被当地百姓尊称“兰凤王”的小女吴兰凤,在今甘肃两当县东南小陇山有墓。吴玠去世时“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世将)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武安公功绩记》序)。”

胡世将既是吴玠的同僚,也是继任者。他组织了对吴玠的医治,主持了葬仪,撰写了行状、碑铭、忠烈祠记,见证了吴玠的忠诚和他在当地人民中的影响。金人背盟后又亲身体会到吴玠国防思想的价值和先见之明,在总结吴玠的功业和思想方面留下不少记载。但吴玠的友人、同事张发犹嫌记载不详,于乾道乙酉年间先撰写了一份吴玠生平事迹《补遗》,将墓志铭未反映事迹,择其大者选取数十件作了补述;之后又将有关吴玠的宸翰、诏命、碑铭与《补遗》收为一集,取名《保蜀忠勤录》。刻印成书,深为读者所喜,很快在川、陕一带传诵。后来宋人明庭杰又根据冯康国在川陕宣抚司供职时的日记,撰写出《吴武安公功绩记》。

明庭杰、冯康国是大学同舍好友,又同在川陕宣抚司共过事。张发与明庭杰同为蜀士,吴玠用兵时他在张魏公幕府,而庭杰自称宣抚司荐士;康国时为宣抚司参议。三人在撰写上列史料时曾互通有无,张发还为功绩记写了序。他们撰写的这些资料,实为研究吴玠的重要文献。可惜《保蜀忠勤录》未保存下来。《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为宋中书舍人王纶于绍兴二十六年所撰。据《宋史·王纶传》载,此碑撰成,“称上旨,赐宸翰褒宠。”

吴玠的墓葬情况,史料记载比较清楚:11396月去世;7月遗表到达朝廷;8月挞懒被杀,金人背盟,但未出兵,水洛尚在南宋版图之中;9月由“弟璘与诸孤奉丧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塬先茔之次(《吴玠墓志铭》)”;11,朝廷各种封赏结束后墓志铭才得定稿,并就地刻制墓碑;11404月墓碑刻成时,正值金人大举入侵,水洛沦陷,无法运回墓地,当地军民就在河池(徽县)钟楼山择地立碑,并设衣冠冢纪念,于是形成了墓、碑两地的历史事实。

吴玠活着尽忠,终生未离蜀口,甚至连入京面圣的机会都没有;死后尽孝,魂归故土,符合常情。徽县旧志“因袭碑所在,以为建墓即在徽县,似未考其时势也!”(张维《陇右金石录·吴玠墓志铭》注批)吴玠虽然魂归故土,但其一生的影响在建功立业的秦陇地区更大。笔者有《江山留胜迹》专稿附后,此不赘述。

对吴玠的综合评价,出处较多,这里姑选几则:

公用兵本孙吴,而能通其变;务远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视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乐为之死;其任将佐、等功赏,断以公论,无亲故权势之徇,故麾下诸将多以功显;既贵,而自奉之约不逾平时,至推以予士,则不少吝,故家无余赀至无宅以居。呜呼!虽古名将何以加诸?(《吴武安公玠神道碑》)

宋人明庭杰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序中写道:

忠烈吴武安公,中兴名将。其抚养士卒似吴起,勤俭精力似陶侃,违令必戮似孙武之,忧国远计不侥近功似赵充国。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广与羊祜也!是以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以保全蜀。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     

南宋时曾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后为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并侍读的汪应辰,向以正直、敢言、主战、有政声而名世。在其《文定集·书吴忠烈遗事》中写道:       

忠烈吴公力捍强敌,以保全蜀,其忠勇谋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观其遗事,如平籴、营田、兴水利、辟矿土、招流民、减冗员、节犒享,汲汲焉以爱民体国为意。昔(赵)充国省徭役之劳;冯奉世惜转输之费;郭子仪镇河中,士卒不劝而耕,军有余粮。三人皆卓然为汉、唐中兴名将,盖其用心远矣,今复于忠烈公见之。公殁几三十年,而蜀人奉尝之如一日,其忠诚所感格,惠爱之所固结,非偶然也。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十分敬重抗金英雄,并因其也有过守蜀经历,对吴玠尤甚。从他留下“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剑南诗稿》卷34《感事》)”、“西酹吴玠墓,北招宗泽魂(《剑南诗稿》卷34《村饮示邻曲》)”、“老吴将军独护蜀,坐使井络无欃枪(《晚登子城》)”等名句中不难看出,他心中的抗金英雄是韩、岳并称,吴、宗齐名。出于对英雄的敬重,他在随王炎驻守四川时与玠子拱、璘子挺过从甚密。曾亲自踏访过吴玠庙堂,并关注其茔地的状况。在《老学庵笔记》卷5中留下了这样记述:

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今虽隔在敌境,松楸甚盛,岁时祀享不辍,虏不敢问也!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

陆游与吴玠,在南宋抗金爱国英杰旗下并列,一个以言取胜,笔尖杀敌,留下了大量烩炙人口的爱国诗篇;一个以行取胜,百战御金,在刀光剑影中度过了一生,就象两座大山一样不能互补。有趣的是:赫赫战功知者少,煌煌诗篇吟到今。

在后世对吴玠与南宋其他中兴名将的比较和评价中,有两个无法回避且众说不一的话题:一是他在南宋中兴史上的地位,二是他自身的不足与失误。关于历史地位,尽管传统说法中的张、韩、岳、刘“中兴四将”中没有吴玠;尽管《宋史》将吴玠传列在刘锜之后,章颖《南渡十将》将二吴置于末尾;尽管许多权威性通史中抗金一节只有岳飞、韩世忠两位名将,但吴玠在南宋初年抗金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绝不会因此而被抹杀或低估。他指挥的蜀口三大战,尤其是和尚原、仙人关两大战役,作为宋金战争中最激烈、最艰巨、胜绩最卓著的两次大战,无论如何都是埋没不了的。所谓中兴四将,只有在四分之一的国土上(半壁江山的不足一半)讲得通,加上西部战场,自当别论。如以抗金志节、军事才能、处境和战功、对抗金历史的影响及其在南宋中兴大业中发挥的作用论英雄,吴玠始终在中兴四将之上。

岳飞作为抗金名将是无可非议的,其综合素质并不亚于吴玠,但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发挥抗金作用的机遇不及吴玠,在抗金战场上所取得的胜绩,始终没有超过和尚原、仙人关两次大战。可以这样说:作为名将,吴玠在川陕战场、西部宋军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放在全国,还有岳飞在前;论其战功,岳飞和岳家军在中东部战场是数一数二的,但放在全国抗金战场,则还有吴玠和吴家军在前。岳飞一直是笔者十分敬重的英雄,为二吴立传,对岳飞的敬重不仅未减退,反而更加理性。考量这种敬重的内涵,在民族气节、报国忠诚、杰出才能、赫赫战功之外,其无瑕人品和悲剧结局占有一定分量。

韩世忠既是高宗的爱将,也是国人的爱将。他长期驻守江淮,三万之兵居然自守有馀,让岳飞都为之折服。陆游将韩岳并称不无道理。宗泽抗金事迹在南宋早期的抗金斗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一笔。他虽然没有取得吴玠、岳飞那样的胜绩,但他忠君爱国,节义可嘉,力挽狂澜,气贯长虹,是所有抗金爱国志士心目中的一面旗帜。把吴玠和宗泽相提并论,足见他在陆游心目中的地位。他之所以如此功高望重而没有韩岳那样深远的影响,与其沉毅,谨慎,不喜张扬的性格和远离朝堂不无关系。他没有岳飞那样剑拔弩张,也没有像岳飞那样身被奇冤;没有宗泽那样慷慨激昂,高喊“过河”而死;也没有陆游那样的才华和闲情逸致,故没有留下多少传世诗文。所以要读准吴玠,必须将其放在惊心动魄的战争中去认识,去理解。

历史上任何一个杰出人物,都不是白璧无瑕的,吴玠也不例外。据笔者对史料的辨识,吴玠的不足与失误,至少有以下几点:

在他的头脑里,封建忠君思想始终是第一位的。当国家、民族、人民和个人利益与君王利益相矛盾时,他始终忠于后者。早年在镇压义军的战斗中立功。1135年收复秦州至1139年去世之前,以西北战场的形势和右护军的实力而言,完全有收复陕西失地的机会,但受朝廷“毋张虚势,毋竟小利,蓄养士气,乘间阻险,但务其小胜,不必大胜”方针及和议、缺饷、防线太长等因素的限制,他没有像岳飞那样大张旗鼓的挥师北伐。在他权力受制的情况下先后派吴拱、吕政入朝奏事,表明愚忠,自结主知。最后无法忍受和议的屈辱,忧愤成疾,英年早逝。可以说他是忠君思想的殉道者。

御下严而有恩本是他的长处,可是在1130年秦凤招兵时,将前来投军的300名旧部,因两年前青溪岭战斗中矢石未交,望风奔逃而悉斩于远亭。1138年在大安军视察军营时,因部队家属缺粮号哭一事,将利州路转运副使勾光祖部下诸路漕司的主管官吏全部斩首于市。在处理这两件事上虽见其威严、嫉恶如仇的一面,也有滥杀之嫌。

他也犯过一次诸葛亮失街亭之错。1137年派部将马希仲率兵攻熙州败绩溃退,连失巩州。吴玠手下强将如林,这次不慎错用了一个“素妄庸”的马希仲,得檄气索,临阵先遁。最后虽然“枭其首以令诸军(《要录》卷117”,但不能不说是一次用非其人的失误。

至于宋史本传中说他“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和《宋史·曲端传》中说他与王庶“畏端严明”、“ 谮端不已”,帮张浚罗织罪名杀害曲端两个污点,笔者不想回避,也不敢苟同。谮害曲端,已在第八章表明了观点,此不重述。就其晚节,笔者在专论《吴玠晚节并不黯淡》(载于《庄浪史志》第二辑)中,从时间与环境、嗜好与作为、渔色与敛财、病状与病因四个与判定其晚节密切有关的方面提出质疑。内容大致为:张俊、刘光世两位大将虽然战绩平平,在享乐上却赫赫有名,宝马香车豪宅美色一样不缺,这样朝廷反而放心。岳飞洁身自好,却被冤杀。吴玠身上有点瑕疵,也不足为怪,但他47岁早逝,从仙人关战后至卧病仅隔4年,而且一直生活在战地,长年奔波不息,在营田、备战、发展经济等方面饶有建树,最后因恶劣环境和长期操劳致病,咯血而死,死后朝廷才发现家无余资以至于无宅以居。

结语中说:“综前所述,对于一个出身行伍,历尽艰险,完全凭战功改变了宋金战争形势和南宋政权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自身价值和命运的璀灿将星;一个时刻以爱民体国为念,自奉俭约,为政清明,不患位之不尊,常忧赏过其劳的平民将军;一个刚刚步入不惑之年,身负支撑危局之重托,百废待举,日理万机,谱写和正在谱写着人生辉煌的封疆重臣;一个久住边关,矢志与蜀口共存亡,被朝野寄予‘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这样的厚望;在川陕地区获得‘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这样民心的一代名将,在其忍痛走完的人生最后四年里,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章  注

①玠本传、墓志铭均载玠有五子,其中扩、揔与璘子重。功绩记载玠有三子,且序中有“长子未冠而二季犹幼”之记。据此可知功绩记所载属实,本传从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