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亲自参与防洪抢险，使汉口在1935年罕见的大水中免遭水淹。由于长江上游水流湍急，夹带的大量泥沙来到江汉平原后沉淀下来，致使长江在江汉平原段江底抬高，长江水位高于陆地，又兼长年战争，军阀混战，沿江大堤不仅长年失修，而且不断遭战争破坏，使地势本就低洼的汉口雨季常遭水淹。1931年的水灾受灾群众七十八万，死亡三万多人。1935年，又发生大水，长江水位暴涨，年久失修的江堤多处险象环生。吴国桢了解险情后，一边请求附近部队支援，一边亲自上堤查看险情，集中一切力量抢险。吴国桢的良好表现，被各媒体不断报道，为此，吴国桢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三是参加"一二九"示威游行，参与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从1935年夏开始，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除用武力占领华北外还扶植傀儡政府，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日本在华北的行径，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义愤。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几千人举行大规模抗日示威游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九"运动。年底，平津各校学生五百人组成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宣传抗日。之后，上海、广州、济南等城市的学生也纷纷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唤起民众觉醒。"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12月23日，武昌学生数千人渡江，与汉口的数千名学生汇合，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吴国桢以国民党汉口市长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学生游行，这在当时国民党官员中是非常罕见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战事由平津迅速扩展到南方。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失守，在这仅一年的时间里，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战时的首都，国民党的各大机关迁至此地，名噪一时的全国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也是在此期间举行。同时，自1937年9月下旬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以后，武汉也成为中共长江局的驻地，八路军设立了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等都曾在此开展工作，作为抗战期的汉口市长，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吴国桢对中共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还是给予尽力协助。

四是在抗战期间，以汉口市政府的名义上报呈文，将汉口日租界正式收回，并按抗战名字重新命名前日租界所属街道。

五是在日本进攻武汉的危急时刻，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组织汉口企业和市民撤退。使汉口民众在撤退过程中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大大降低。特别是许多生产抗战供应品的企业基本都完全撤离到重庆，对以后的抗战军需供应提供了保障。

7．陪都轶事

吴国桢留在汉口组织撤退工作一直到武汉失陷的前一天(即10月24日)才随同最后一批撤离的机关人员离开汉口。当时，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正在湖北恩施第十三中学担任校长。从汉口撤离后，回想起来自己整天忙于政务，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和父母见面，不知在这动荡的年月，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如何，于是先赶往恩施看望了父母，随后，又赶往建始老家看望了祖父吴光成。之后，一路车船颠簸由建施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汉口撤退的情况，又匆匆赶到昆明，和先期到此躲避战乱的家人团聚。

(1)重庆市长

国民党将国都迁往重庆后，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也成为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1939年5月初，日机每天出动上百架连续几天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市民死伤无数，建筑民居毁坏严重，重庆的防御与重建任务艰巨。为了提高重庆市的防御能力，重建山城，恢复市政的正常运转，国民党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自任主席，张群和陈布雷分任正副秘书长。任命吴国桢为政务处长，一封加急电报将吴国桢从昆明催回重庆。

当时重庆市长贺国光，由于兼任成都行辕主任和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因而主要精力放在四川省的整体工作上，重庆市的工作显然有些滞后。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加强重庆市建设力度的重要性，准备物色一个得力的重庆市长，然后将重庆从四川省独立出来，成为与四川省平级的直辖市，鉴于对吴国桢在市政和财经方面能力的了解，1939年12月，蒋介石正式任命吴国桢为重庆市长。吴国桢在任职重庆市长期间，对陪都的市政整治与重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重庆市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三面环水，整个城市依山傍崖，屹立蜿蜒于山谷坡地之间。由于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市容一片破败。除了市中心的几条马路稍微整齐一点外，其余多是参差不齐，形如蜂窝的吊脚楼。如一首民谣所形容的：一进重庆城，山高路又陡，口吃两江水，身住吊脚楼。现在又遭日机轰炸，更是瓦砾遍地，满目疮痍。吴国桢上任后，在战时局势依然紧张的情况下，以"三个并重"为施政纲领，开始对重庆市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首先是"疏建并重"。由于自然地势的原因，重庆市扩容非常困难，然而，随着战事吃紧，中央政府各机关的迁入和躲避战乱的大批人口流人。重庆人口在短期内迅速由原来的五十万，猛增到二百万，人口如此稠密，敌机轰炸，伤亡格外惨重。因而，吴国桢决定，把市内一些无工作的家属市民疏散到南崖、江北和郊区乡下。这项工作做起来相当艰巨，虽然战争在威胁着生命，但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亲人越不愿分离。另外，故土难离，谁也不情愿离开已经习惯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建家园。为了动员人们执行市政府政策，只好动员街道各部门，落实到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在市政建设上，对轰炸造成的废墟，借助于清理之机，一并进行重新规划，将道路拓宽。重庆是个山城，能施工建房的平坝地非常珍贵，即便如此，在新建房屋之间也一律留出"火巷"，一旦发生火灾，不至于"火烧连营"。

二是"城乡并重"。这是吴国桢极有远见的市政建设宗旨。为适应重庆市未来的发展需要，吴国桢具文呈报行政院，扩大市区，除将老市区的人口分散到新区外，趁刚迁川的工厂企业立足未稳，直接将他们安置到郊区建厂，吴国桢当时的考虑可能只注意到了防止市区人口过密，而在客观上则还具有一个他所不曾料到的好处：减少市内环境污染。而这一建市宗旨，已经被工业日益发达的现代城市所越来越多的采用。

三是"心物并重"。即思想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吴国桢曾留学美国，了解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物质文明的发达离不开教育水平的提高。所以吴国桢上任伊始，首先抓教育。过去，重庆市不设教育局，所有教育事宜皆由社会局代管，现在，在重庆市设立教育局。并在战时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教育经费，从1939年的十六万，次年就增加到六十三万七千元。为防止因货币贬值把所增加的经费抵消，还硬性规定教育经费额不得少于该年度市政府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俗语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无疑是一个见效最慢的投资，即便正常时期都为那些急功近利的官员所不欲为，因为多少年之后的成果，早不知道要算到谁的头上，而自己在任期间在教育上加大投人必然减少在其他见效快的项目的投入，搞不好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