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革命易帜，党派分争，赋闲在家的吴兆麟无可奈何。惟有以研读经史诗文聊以自慰，打发时光。精神的空虚与苦闷使他开始信仰佛教。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继续加紧独裁，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国会。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也使对之还抱有一丝幻想的吴兆麟彻底失望。决定离开这个混乱的是非之地。同年冬，吴兆麟提交了退役报告。第二年夏被批准回籍。历经风云的吴兆麟再次面对家乡山水，不胜感慨。

5．为民兴利

1921年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赶下台，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张勋复辟遭到全国人民声讨，很快失败。1922年，黎元洪又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复任总统。同年春，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特授吴兆麟为将军府将军和两湖巡阅使顾问。是时，章太炎在上海发起邀集辛亥首义同志和军政商各界代表，于8月齐集武昌商议成立"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会议公举吴兆麟为理事会主任。

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的主要宗旨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已从葛店迁至武汉的吴兆麟热心参与，积极奔走。为此他常出入于街巷，来往于百姓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了解了不少民情，特别使他不安的是，一些参与辛亥革命的致残士兵和烈士家属遗孤生活无着，漂泊困苦，甚至流落街头。作为当年首义总指挥的吴兆麟在深感内疚的同时，也感到为这些功臣谋些福利责无旁贷。

开办此类公益事业，首先必须有钱，需要在社会上广为宣传以赢得全社会人的理解和支持。为此，几经筹划，拟通过修建首义公园，扩大社会影响。吴兆麟首先从自身做起，带头将退役时袁世凯政府发给的退役金除去迁宅费用之外所剩的二万块银元悉数捐出，作为修建首义公园和为残废军人征集救济金之用。吴兆麟的善举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许多人为此奔走相告，交口称颂。不长时间内，自愿捐款者络绎不绝。其中既有辛亥革命的当事人、社会各界贤达、军队将士，也不乏普通百姓甚至学生。很快累积至数十万元。

经过半年多努力，首义公园基本建成，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办事处就设于公园内。于1923年春节正式对外开放。市民在工作休闲之余，可随时凭吊革命者的英灵，同时，辛亥致残兵士及其家属亦可获取一定的生活补助。

吴兆麟热心公益事业的善举，在当时传遍整个武汉乃至湖北。人们不免将更大的希望寄托于吴兆麟。

鄂州是个多湖的地区，全县不大的辖区，却共有大小湖泊一百多个，这些湖泊与上游大冶、咸宁等地的河湖之水，皆经由樊口与长江相连。而毫无堤坝控水设施的樊口，一遇长江丰水期，江水直灌人内湖，很多低洼地区一片泽国，沿湖农民十年九灾，深受水患，更兼血吸虫病蔓延，人民苦不堪言。灾民们多年来一直梦想能在樊口建一堤坝，控制江水出入，但几经筹划，却始终无法实现。

人们闻知吴兆麟的善举后，便再次萌生了请他主持修建大坝的愿望。于是，一些地方乡绅推举代表赴省城请愿，同时，到吴兆麟家中，恳请其出面承担起这个为民造福的大任。吴兆麟极想为家乡父老出力，但此事事关重大，他动员来访者请求当局支持。此后不久，他又亲自到湖北督署，与当时湖北最高长官督军兼省长肖耀南商讨。肖耀南对这位虽已退役在家，却享有极高威望的辛亥革命元勋表示了极大尊重，同时，将主持督修樊口堤闸的重任全部委托给吴，并表示政府可以考虑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协助。

1922年冬，肖耀南正式下令：樊口堤闸建设由吴兆麟总理其事。吴兆麟上任伊始，组成了规划团，进行详细规划：决定工程分三步施行：第一步首先堵塞与工程相关的十二处湖口，培修四十五里长堤，建七十丈长、六十丈宽的横坝(即今樊口大坝)；第二步新开南、北两月河，修建南、北二闸(即民信、民生闸)；第三步疏通当地支港，开辟高地塘堰，架设月河长桥。召集相关人员开会，严肃工程纪律与质量，并发布文告，向工程受益者征集巨额资金。此项事业是沿湖灾民盼望已久的事，因而踊跃交款，不到一月，所需预定款项四十二万元基本筹齐。款项筹齐后，工程马上开始。

既然沿湖堵口是樊口筑堤建闸的第一期工程，工程一开始，吴兆麟即带着水利工程师奔赴各湖口现场，亲自调研，虚心听取水利专家对各湖口的堪察意见和具体施工方面的技术要求，以确保整个工程质量。

1923年春节刚过，樊口即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到处扎满工棚，来自各地的民工陆续集结。3月初，吴兆麟亲自陪同湖北水利局局长屈德泽，到樊口堤坝工地监督施工。3月5日，湖北督军兼省长肖耀南也乘船到达樊口，视察堤闸工地。工地民工听说省长、局长亲自督查，表示对工程的重视和支持，自然干劲倍增。终于在汛期到来之前将拦水大坝做出水面。整个工程到1926年基本完成。横坝全长约一百二十米，上宽约四十五米，底宽约一百二十米，高约十八米，顶部距最大洪水位约二米，堤坝外侧有石砌滑坡，整个工程极为牢固。樊口堤坝不仅抗拒了水患，也为消灭内湖危害人们健康的血吸虫病创造了条件，不仅拯救了当代，也遗福后代，造福子孙。人们为此而感激这位曾推翻清朝，现在又为湖区人民兴利的功臣。

1924年，康有为来到樊口水利工程，对工程极为赞赏，亲手题"为民兴利"四字匾额，送给吴兆麟作为纪念。

6．高功亮节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日，中共中央在这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照为抗日救国切实行动起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立即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就地抵抗，并调其余部开赴石家庄、保定以待后援。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公开表明了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的决定。8月13日，日军扩大了战争，大举进攻上海，试图夺取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抗击，14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15日，下达了总动员令，决定全面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再次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带来了一线曙光。

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困居武汉的吴兆麟很想在民族危急的时刻能再度出马，为国效力，但无奈年事已高，又重病缠身，多年的哮喘始终折磨着他。他想起了在日本学军事的儿子吴祖荫，这不正是孩子运用所学，为国出力的时候吗?他把抗日卫国的心愿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

1937年初，吴祖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转入日本陆军大学。"七七"事变后，吴兆麟立即通知儿子火速回国。9月中旬，吴祖荫(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