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督鄂期间，发现湖北军界以往所创办的各种军事学校普遍档次不高，大多只培养中下级军官，而不能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于是，他创办了陆军参谋学堂(又称参谋大学)，学制四年，从全军挑选可造就之人才，首期选录五十人人学深造。陆军参谋学堂成为湖北军界的最高学府。

1906年，吴兆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参谋大学。这所学堂的教育理念就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学习内容除了军事知识以外，还有西方的民主政治、自由学说和东方日本的维新思想。这些新知识、新思想的接触，使吴兆麟大开了眼界，甲午战争的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他开始清楚了目前中国的现状，为中国科技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国力的孱弱而忧心。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农村经济凋敝，人民反抗不断。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使许多中国人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清政府的反动腐朽。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思想，一方面又感受着中国民族危难的刺激和民众斗争的影响，开始渐次抛却封建的四书五经、纲常大义，走向腐败的清政府的对立面。他们由创办革命刊物宣扬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到创办革命团体。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了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青山建立革命军事学校时，第一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后又在檀香山改组兴中会。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许多革命团体：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湖南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10月，陶成章、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其他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小的革命团体，如江西的自强会、安庆的武毅会等等。

当时，由武昌、汉口、汉阳组成的武汉三镇，是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因而也成为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一个重要枢纽。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的较量在这里特别激烈。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以后相继出现了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等。参加科学补习所的革命青年按照"革命非运动军队"的活动宗旨，深入军队，积极到新军中发展力量。同时，科学补习所一成立，便付诸行动，他们曾主动与湖南的华兴会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后因起义计划泄漏和失败，科学补习所受牵连而被迫停止活动。刘敬安又利用具有合法地位的教会组织"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1906年春，重新组织了秘密团体，名称也叫"日知会"。日知会后来又发展为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吴兆麟成为这个组织的重要发展对象，进而步人革命，成为后来武昌起义的领导者。

在参谋大学期间，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吴兆麟就一方面勤奋学习军事理论，一方面倾向革命，参加了日知会，并担任日知会干事。他与卢应龙等人发动日知会成员，以每人每月交会费两元的资金，印发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秘密散发到各兵营和军校学生手中。

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和准备，8月20 日，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成立后，在本日讨论了革命战略：由各省同志分途在各省运动，首先联络军学界，一俟时机成熟，则命令同时起义。此后，秘密将这一战略决策函知武昌的日知会，征求意见。黄兴主张应以广东为根据地向北发展，直至：东京；宋教仁则主张应先在清朝统治中心东京活动，以达迅速之成功。在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刘家远召集军界共同研究。吴兆麟在讨论会上提出："湖北军界表同情于革命者，占十之六七；军队训练程度较优，而且武汉供给军队需用之军资亦甚多。但军队最重要者：弹药、粮秣、被服耳。汉阳的兵工厂，弹药不可胜用也；汉口之大商埠，粮秣不可胜用也；武昌有各大工厂，被服不可胜用也。且按兵要地理之关系：以中国形势，占领扬子江，则可左右南北。况湖北居扬子江中心，即孙子所谓衢地是也。第衢地则交。我日知会所计划革命战略，要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待时机一到，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向北进展，以北京为作战目标。但孙、黄、宋三人之主张，皆有胜算，宜分途进行。总以合力推倒满清，达到革命目的为主。"其余知会成员对吴兆麟的意见都表示赞成，并密函日本同盟会合力进行。

1909年底，吴兆麟从参谋大学毕业。仍回工程第八营，任左队队官。从吴兆麟《辛亥武昌革命工程营第八营始末记》的记录看，当时的日知会组织极为严密，参加的人员也涉及各界，日知会不仅有严密的组织，还规定了革命宗旨及章程，制订了革命战略。约定每周一次集会，由胡兰亭等教会人员讲授科学，并由革命同志演说清政府之腐败行径与革命事宜。3．指挥武昌起义

20世纪初的中国，从南到北无不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

随着农村经济的日趋破产，农民的抗捐、抗税、抗粮、抢米风潮汹涌澎湃，席卷全国。1906年，江苏掀起了抢米风潮，浙江杭州发生抢米事件，河南汝州农民抗粮，江西省吉安府数千农民暴动，奉天营口农民抗捐，辽河农民抗粮，内蒙蒙古族的反抗；1907年陕西的抗捐斗争，广东钦州"万人会"的抗捐，新疆哈密维吾尔族人民反差役暴动，奉天辽阳满、汉两族人民反抗牛马捐；1908年吉林延边朝鲜族人民反对苛捐杂税；1909年直隶迁安县数万农民的抗捐暴动，江西袁州数千农民抗捐等等。1910年，发生了数十年未遇的严重灾荒，各地人民的反抗更呈燎原之势。遍及全国的反抗与暴动反映了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农民的苦难，它动摇着清朝的统治基础，预示着清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1910年，黄兴抓住革命的大好时机，于4月27日发动了广州起义，同年6月，四川发生了保路风潮，并迅速扩展为全川的武装暴动。同盟会员龙剑鸣等组织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同盟会员吴玉章等则在荣县宣布起义，建立了革命政府。清政府命驻守湖北的端方率军前往镇压，鄂军的西调，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条件。

在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的激励下，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汉发动起义。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主要骨干刘尧潋、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选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与邻近各省联系，策动响应。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做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和部署。此时，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认为湖北革命党人应该等待孙中山筹够巨款，买足弹药再行举事。而湖北革命党人则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不能等待。同时，他们认为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