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参与"科玄论战"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彻底扫除中国二千年的封建文化观念，但是，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本不具有任何价值意义，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过分崇拜，赋予科学一全能化的社会功利和价值期望，从而形成了社会现实中价值观念的真空状态。一些知识分子为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而焦虑。在对新的文化观念的探索中，出现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统称"科玄论战"。

这场"科玄论战"的发起者是曾在日本、德国留学，并在德国哲学家奥伊铿门下攻过哲学的张君劢。一战以后，张君劢曾陪同梁启超出访法国，面对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社会的潜在危机，梁在《欧游心影录》中开始攻击 西方所谓"科学万能的梦想"。受梁启超的影响，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人生观》讲演中，首次提醒学生们注意科学的限度和人生哲学的精神价值。他指出：人生观的核心问题是内在的"我"与#1-在的"非我"的关系。人生观的特点是主观、直觉、综合、自由意志、单一性，而科学则以客观、逻辑性、分析、因果律、同一性为特征。因而科学对于解决人生观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他引用梁启超"中国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二分法，称中国自孔孟以来迄于宋明的侧重心性修养的精神文明要胜于西洋崇尚征服自然而导致人生的机械化的物质文明。张君劢对东西方及科学与人生观偏于绝对化的界分，激怒于科学拥护者，遭到了他们的批评。首先与之辩难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他在《努力周报》发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坚持"科学万能"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批判张君劢的观点。从而拉开了论战的序幕。此后，许多学科的专家著文参加论战，从各自学科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科学方法能否支配人生观"问题的学理性讨论上，正在双方争论不休时，吴稚晖发表了《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长文，文中，吴稚晖以其特有的戏谑笔调，直捷地表达了他的"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向张君劢的玄学人生观挑战。吴稚晖的自然主义人生观是以他的"万物有生论"的机械唯物论宇宙观为依据的，他把人生解说为一种"用手用脑的动物"在宇宙剧场的演戏，而理智、情感、意志统统被归为与物质之"质力"无异的神经反应。而灵界的"上帝"、"神"、"灵魂"、"精神元素"等，在这一自然主义人生观中毫无地位。吴稚晖的这种自然主义人生观以及他参与"科玄论战"的切入点：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得到了胡适的热烈称赞，他评价说；"我综观二十五Zf字的讨论，终觉得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除了吴稚晖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这场科学与玄学(理学)对峙而激情大于哲理的论战，既未对中国的科学发展产生裨益，也未能为中国的价值重建提供富于建设性的思路。因为"古典理学不可能为现代社会秩序提供价值合法性，世俗化的科学则难能具有灵界的精神超越性。而当科学被全能化为包罗宇宙、社会、人生的终极真理和价值本源时，它也就失落了科学精神而成为一种新的玄学。"

9．在国民革命潮流中

1924年1月，吴稚晖从上海来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国民党自其前身同盟会起，从未召开过正式全体会议，且党员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松懈废弛，因而在历次革命活动中不断失败。受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孙中山意识到了国民党的差距，决定改组国民党，健全党的组织纪律，制定革命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这次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目的和意图。国民党一大围绕是否吸纳共产党员的问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孙中山坚持认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当时的吴稚晖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与孙中山相同，主张国民党可以吸纳共产党。"一大"关于容共的争论以国共合作而告结束。1月30日，大会选举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包括由胡汉民等二十四名执行委员和毛泽东等十七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由吴稚晖等五名监察委员和蔡元培等五名候补监察委员组。

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从此，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开始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层，并在这个位子上历经了一大到1952年10月国民党在台湾召开的七大，历时二十八年。"一大"后，根据会议通过的《关于监察委员之决议案》，吴稚晖的实际工作是驻沪监察委员，负责监察当地党部及党人行动，以报告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当地执行部。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决定立即北伐。但又担心盘踞广东的陈炯明乘机叛乱，于是请吴稚晖说服陈炯明。于是，在北伐中陈炯明叛乱前，吴稚晖不断往来于孙、陈之间，作调人。但陈炯明的叛乱，证实了这次调和活动的失败。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线的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发动军事政变，回师北京，推倒了直系军阀政府，邀请孙中山来京主持国事，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点故宫财产，聘请李石曾为委员长，吴稚晖受李邀请，于12月赴北京担任善后委员会委员，协助清理故宫财物。孙中山接到邀请后，抱病前往北京，但长期的繁忙、愤慨与忧虑使孙中山于1925 1月26日一到北京就住进了协和医院。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吴稚晖以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而俨然成为国民党临危顾命的元老重臣。 孙中山逝世后，以邓泽如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企图借怀疑遗嘱的真假为由，挑起事端以推翻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政策。对此，吴稚晖一方面证实孙中山遗嘱为真，另一方面也论证了他自己对联俄联共问题的真实思想。他认为国民党联俄的原因是因为当前国际中只有苏俄可以平等待我；至于联共，真正的意图则在于借此把共产党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不致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发起一个"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