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6月，清政府经与租界多方交涉，达成由工部局拘捕有关人犯的协议，两江总督魏光焘命俞明震去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一起办理《苏报》一案。6月29日，《苏报》案发，租界工部巡捕拿着由俞明震拟定的名单到《苏报》馆捕人。但饶有幸味的是，这次的捕人名单上，除了章炳麟、邹容几个竭力鼓吹革命，痛击满清王朝而为当局所最嫉恨者外，其余如蔡元培、吴稚晖等早期领导人的名字却被抹去，另加进一些无关紧要，定罪模糊的人员。而且更为奇怪的是，在6月26日，即《苏报》案发的前三天，吴稚晖突然收到以俞明震之子俞大纯名义发的请柬，吴应约前往，接见的却是俞明震。谈话间，俞明震一再透露让吴稚晖传达蔡元培等教育会与爱国社诸主要领导人物在案发之前躲藏起来，以免被捕。俞明震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后来《苏报》主笔章士钊曾在他的《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分析过，认为主要是在革命形势大好，清朝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包括魏光焘、俞明震等在内的许多清朝官员考虑自己的后路，多采用两不得罪的圆滑手段，这从俞明震办理《苏报》案不力而受到清廷顽固派大员端方的怀疑和监视，终被魏光焘撤换一事可以断定。而俞明震之所以独会见吴稚晖，是因为他发现吴稚晖在《苏报》各领导人中，思想是最中性的，不像其他人那样激进。然而，吴稚晖的最大错误则在于没有按照俞明震的意图向《苏报》主要领导人特别是像章炳麟、邹容等言辞激烈，生命堪忧的人物传达消息，在得到消息至《苏报》案发的宝贵的两天中无所作为，致使章炳麟、邹容等被捕，邹容于1905年4月，不堪折磨病死狱中，章炳麟于1906年6月29日三年监禁期满才被释放出狱。

正因为吴、章在《苏报》案发前的嫌隙，且在案发前未将消息及时传达，故而，章炳麟1907年3月25日在日本发表《邹容传》时，公开称吴稚晖是《苏报》案的告密者。正在法国主笔《新世纪》的吴稚晖得知后于翌年1月给章写信，大意为：抗议章炳麟的无端指责，要求章对其言论要负责。双方从此通过信函互相指责甚至对骂。总之，对于《苏报》案，虽然吴稚晖告密之说证据不足，但因他拖延时间，没有及时传达消息给被捕者造成了章炳麟、邹容等主要人物的被捕，这个责任是基本可以确证的，吴稚晖无司推脱。

5．流亡英伦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1903年吴稚晖去租界巡捕房探望章炳麟等人时，被人告发为《苏报》案漏网分子，紧张之余，立即托人买船票准备经由香港出国。7月，吴稚晖又一次在好友陆尔奎的帮助下西行英国。9月到达伦敦，后又转到苏格兰，住在爱丁堡。初到英伦，语言不通，生活困窘，给吴稚晖带来极大苦恼，这是吴稚晖一生中的一段最艰难的时期。可贵的是，吴稚晖有着超常的毅力和忍耐力，终于逐步克服了重重困难，使生活稳定下来。

1905年春，孙中山从法国到英国发展兴中会成员，顺便拜访了吴稚晖。本对孙中山有成见但经好友钮永建等介绍才改变看法的吴稚晖，在艰难的异国他乡见到这位温文尔雅的革命领袖亲自登门拜访，禁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二天亲往伦敦孙中山住处回访了孙中山。是年冬，在伦敦，吴稚晖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春，吴稚晖首次来到巴黎，与李石曾、张静江等建立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世界社。吴稚晖信奉无政府主义是受李石曾的影响。李石曾是清末大学士、礼部尚书李鸿藻之子，李鸿藻去世后，清廷为示恩宠，特封李石曾为户部郎中，李石曾虽生长于这样一个显赫的官僚家庭，又很顺利地踏上仕途，但他却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向往西学，后随孙宝琦来到法国作"使馆学生"。此时的法国，无政府主义盛行。而李石曾的第一任老师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曾系统地学习了巴枯宁、薄鲁东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李石曾受其影响而成为无政府主义信徒。孙宝琦卸任法国公使后，李石曾没有随其离法，与张静江一起筹划在法国办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旨在推进中国的民主革命。吴稚晖一到巴黎，他们即发起在巴黎达候街二十五号成立世界社，编印《新世纪》周刊。在《新世纪》正式发刊前，李石曾、吴稚晖还曾以世界社的名义，编印了《世界六十名人画像》，其中收入的马克思像竟成为中国最早印刷的马克思像。

1907年6月22日，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新世纪》周刊正式问世。这个刊物从创刊到1910年5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了一百二十一期。经费主要由张静江负责，主要撰稿人是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而以吴稚晖为最多，他曾以近五十个笔名撰文，抨击清王朝统治，宣传无政府主义。其中在《谈无政府之闲天》一文中，吴稚晖吸纳一些零星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自己的一些理解和体会，对无政府社会进行了形象化设计"无政府的时代一到，私产制度，自然一切废除......现在世界上所有可怜之草舍、土窑......固当铲除净尽......但留其材料，以为新建筑之取用......大约第居宿处，与别一居宿处，相距或三里或五里，中间联以长林之广衢，繁花之野圃。往来交通，除远道之旅行，列为电车飞船之途径，另有组织外凡此广衢之专供人行者，地底皆有机关，路面造以极厚橡皮之类之物。每三五丈为一截，终日终夜，循传不息。人但于两面相续处，略一举足，由此面换向彼面，如是而已......凡一居室处，有憩息睡卧室之组织；有饮食所之组织；有读书通信研究之组织；有工作所之组织．另有牧场、耕地、制造场，各尽人之所能，自由工作。分运一切应需之物，分贮于居宿处之供给所。故世界既无都会村聚之分别，亦并无市场店铺等之构造。"在《与友人书论新世纪》一文里，吴稚晖又就无政府社会的政治框架进行了阐述与构思，称在这种无政府社会里是"众生一切平等，自由而不放任，无法律束缚以钳制之，而所行所为，皆不悖平至理，为善纯乎自然，而非出于强迫也。唯然，故无所谓武备，更无所谓政府，无所谓种界，更无所谓国家，率也并无所谓人我界。含哺而戏，鼓腹而游，无争无尤，无怒无竟，怡怡然四海皆春，熙熙然大同世界。"吴稚晖所设计的通往这个美妙世界的途径是教育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他说："无政府主义革命，无所谓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更无所谓革命之预备，即以教育为革命而已。其实则日教育，亦即日革命"，而政治革命一起，则"易生革命党之暴徒，始则夺权于少数强要者之手，继则互相争夺，肆为屠戮。"显然，吴稚晖绘制的无政府主义蓝图是一种社会空想。而对于他既信奉无政府主义，不主张革命，又加入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会这种矛盾之举，吴稚晖则创造出一种过渡论以搪塞。他在《新世纪》第一百二十一号发表的《我是少年》一文中将无政府的实现分为二步，第一步即"改良支那之革命"即共和革命；第二步才是无政府革命。由此推论，在漫长的无政府社会实现之前，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成为必要，因而他在大力宣传、介绍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同时，又屡屡鼓吹排满革命，使他主笔的《新世纪》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喉舌，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阵地。只是这样以来，吴稚晖其实又陷入革命还是反对革命的矛盾之中，只是他自己尚未觉察。

1907年春，日本政府应清王朝之请，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离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