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处异国他乡，再加上工作的繁忙，吴稚晖对家人特别思念，并由此联想起家庭经济和子女教育问题。在生活与情感的双重煎迫下，他设想了举家就学的求知途径。如果一家人能同时出国，既解决了两处开销的经济浪费，又能使子女同时接受留学教育，可谓一举两得。1909年，在张静江和李石曾的资助下，吴稚晖的夫人与两个孩子经新加坡抵英。分别六年的一家重新团聚，一家人自然十分兴奋。吴稚晖决定定居伦敦，将稿件寄往巴黎。这时候，吴稚晖的长女吴芙二十岁，子吴蔷十三岁，吴稚晖分别将他们送进伦敦的学校，接受西方教育。为了解决家庭生活和孩子学费之需，吴稚晖在为《新世纪》撰稿之余，还紧张地进行译书工作，撰写欧洲通讯，报道欧洲情况。虽然生活清苦，工作繁忙，但能和家人在一起，吴稚晖仍感满足。这也是他后来向国人宣传他的移家就学理论的原因。1910年5月《新世纪》因经费问题宣布停刊后，吴稚晖在学习西方科学之余，开始翻译西学书籍，曾先后翻译了《天演学图解》和《荒古原人史》，并利用西学知识的启蒙，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于1911年以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写作笔法，写成一部《上下古今谈》讲述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史，交付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1910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此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筹募革命经费的款项，得知消息后，本想立即回国指挥革命行动，但想到此时争取列强的支持也很重要，于是，于11月到达英国，准备通过在英国的外交，赢得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孙中山每日忙于外交，日常来函处理便全部由在伦敦的吴稚晖承担。孙中山在英国活动了半月，效果并不理想，只好转道去巴黎，行前，力邀吴稚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面对革命潮流和孙中山的诚挚相邀，刚在英国全家团聚的吴稚晖毅然决定回国。于同年12月返回上海。此前一天，孙中山已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6．民国初年的文字改革

在上海逗留几天后，吴稚晖于1912年1月4日来到南京面见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并与孙中山一起并榻而眠，共同生活了四天，也正是在这短短的四天中，他发现了国民政府内部的种种矛盾与斗争，深感厌恶官场的复杂，便辞别孙中山回到上海。准备仍然以笔耕为业。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广泛，有些知识分子便认为，难写难读的汉字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障碍，于是尝试进行汉字改革。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率先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五十五个变体拉丁字母为音标，名为"切音新字"。其他知识分子纷纷跟进，从1892年到1911年，共出现切音文字方案二十八种之多，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切音字"运动。民国建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力主文字改革，在1912年夏天召开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中，正式提出"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聘请吴稚晖主持文字改革工作。吴稚晖对文字改革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895就曾创制一种篆文切音字，后来在主笔《新世纪》时，又对中国文字改革的设想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和思考。所以，接到邀请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吴稚晖马上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他首先草拟了一份读音统一会章程，由教育部颁布。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先是通过复杂细致的工作审定国音，然后照章核定音素。经过三个多月的忙碌，最后编成《国音汇编》交教育部备案。时值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国内政治形势紧张，汉字改革212作被搁置起来。7月，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为支持"二次革命"，吴稚晖亲自登台宣传募捐，"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稚晖与蔡元培一起于9月5日乘船离开上海回到伦敦家中。

1917年夏，新上任的教育总长范源廉又想起读音会的事，特拨专款请吴稚晖继续作进一步的文字改革工作。正为钮永建的《中华新报》任主笔的吴稚晖立即兼职这一工作。将前期编成的《国音汇编》依《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序，整理成《国音字典》，费时一年完成，交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1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正式颁行全国，这部字典一直沿用至1932年，才为吴稚晖参与修订的《国音常用字汇》取代。

1919年，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聘请吴稚晖为副会长，为了他所钟爱的文字改革运动，吴稚晖不仅不在乎"副会长"的头衔，而且不再计较他素所鄙夷的北洋政府，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他认为极有价值的工作中。为了普及他的注音字母，他还通过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设立"国语师范学校"，自己亲任校长，兼讲《国语概论》一课，甚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领学生到街头游行宣传。吴稚晖对文字改革堪称不遗余力。

7．致力勤工俭学

对西学的向往是吴稚晖多年以来一致的思想，他对西方近代科学近乎达到崇拜的程度。在民国初年致力于文字改革的同时，吴稚晖就同时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科学，鼓动青年到西方学习科学。为此，吴稚晖还领衔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和"留英俭学会"。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这项活动予以大力支持，留法俭学会还在北京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招收学生进行培训，合格者送往法国学习。正当勤工俭学受到中国青年的追捧而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1919年底，吴稚晖又突发奇想，撰文《海外中国大学末议》，倡导中国人到外国办大学，以避免中国环境差，资料缺的问题。当李石曾代表吴稚晖与法方接洽时，得到了法国里昂市市长、里昂大学、里昂医科大学等不同机构和单位领导的热情支持和响应。法国方面反映之热烈，使吴稚晖大受鼓舞。李石曾很快回国，予1920年初在北京成立中法大学，由李自任董事长，蔡元培为校长，吴稚晖为董事。2月，吴稚晖与李石曾、汪精卫等赶赴广州，经与南方护法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伍廷芳交涉，获三十万元补助款。中方有了资金，吴稚晖又立即通电在法国的褚民谊，让其与法方交涉校址问题，得到里昂西郊的一府古堡，经改建作为海外中国大学的校址。

应当说，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和在海外办中国大学，对于拓展中国青年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路子，从而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政局的动荡、世界局势的复杂及吴稚晖等勤工俭学的鼓动与发起者对中国乃至世界局势的漠视，造成了勤工俭学活动在一段时间的辉煌后最终夭折。

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吴稚晖等的发动和"五四"运动的激励下，从1919年3月始，到1921年止共计一千六百人。作为向西方学习新知的一件新生事物，每一批学生离国都在国内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官员讲话，媒体登载，盛况空前。而勤工俭学初期，法国经济在一战的刺激下，市场商品需求与劳动就业情况尚好，但这只是经济的表面繁荣，自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