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风情

 英都拔拔灯
英都拔拔灯源于古代英溪的纤夫拉纤，是一种集民间信仰、岁时节令、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为一体的民俗活动。活动时间为农历正月初九，地点为英溪流域各自然村。
英都镇位于南安市西部，英溪贯穿全境注入晋江西溪，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内河驿渡之一。英溪中段有一处董林码头，溪边有一小角落名为“陈厝”，宋代时为陈姓船夫聚居之所，男人个个都会放船拉纤。英溪险滩多，弯曲河段多，顺水行船曰“放船”，逆水行船要“拔船”（即拉纤），为祈求顺风，船夫们从九日山昭惠庙请来海神“仁福王”分灵立庙，也叫“昭惠庙”，俗呼“董山宫”。相传“有董山宫，就有拔拔灯”，拔拔灯以粗绳系灯，每阵领头须选一青壮年胸前缚一扁担，肩负大绳，作船夫拉纤状弓身前行，拉动灯阵向前行进，状如拔船（拉纤）。“拔拔灯”由此而来。
经过历史变迁，至明代，洪姓人丁繁衍众多，英溪流域的运输全部由洪姓经营，昭惠庙成为洪氏当境神庙，拔拔灯活动后来定为年例，由英都洪氏西二房组织传承。至明弘治中叶（1489?1506年），拔拔灯队伍增加车鼓舞、花鼓唱、大鼓吹、?狮等演唱及武术表演项目。
拔拔灯有灯首（即组织者，俗称“灯排头” ）4人，程序10项。一、供天。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给天公上供。二、敬神。做完天公生，把供品挑到昭惠庙供仁福王诸神。三、缚灯。准备“灯阵”，每阵用一条粗大的绳索，上挂灯笼。四、会灯。傍晚，各灯阵到昭惠庙前会合。每阵各有附带表演项目，如车鼓舞、花鼓唱、?狮等，在巡行中表演。五、起驾。灯阵会齐后，抬出神轿，队伍正式出动。六、脱壳。仁福王起驾，首先沿庙前的名叫“五斗”的大片田地环行3圈，叫做“脱蛇壳”。七、谒祖。“脱蛇壳”之后，灯阵向洪氏家庙挺进，绕洪氏家庙巡游一环，大放鞭炮，表演各种游艺节目。八、迎灯。谒祖之后，灯阵返回本自然村，开始全境大巡游。九、回銮。巡游全境之后，留一灯阵为仁福王护驾回銮。十、报灯。仁福王回銮入庙，决定下一年灯首，旧灯首当晚到新任灯首家报喜，放鞭炮祝贺。 至此，一年一度的拔拔灯圆满结束。
拔拔灯活动佐证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内河驿渡繁荣历史，依附于拔拔灯而流传的车鼓舞、花鼓唱等民间文艺形式，也因为拔拔灯活动得以存在。

闽台东石灯俗
晋江东石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从晋江东石坐帆船，一昼夜便可抵达台湾。明代以前，就有晋江东石人到台湾谋生，嘉靖年间（1522?1566年），去台人数增多，他们开山拓海，垦殖新区，并以故乡名为聚居地命名，有东石、布袋嘴、桥仔头、郭岑、白沙、海埔、东势头、沟仔口、大厝内、三间仔、朴仔寮等。他们还将晋江东石的“三公爷”分灵过海，在台湾的东石乡建造嘉应庙供奉。
东石灯俗活动每年正月十三开始，为期三天，闽台两东石上一年新结婚的新郎官都必须于正月十三前把新娘陪嫁的宫灯挂到“三公宫”里，“三公宫”内除各新婚夫妻送来的宫灯外，还要由公家定制一盏大红绣球灯挂在正中。在元宵夜的午夜时分，各新郎官齐集三公宫，在主事者通报今年台湾及本地的宫灯数，共庆两岸人丁兴旺后，就开始举行灯俗活动的重头戏“卜灯”：即新郎官们按送灯的次序在三公爷座前掷“信杯”（一阴一阳为一杯），掷得杯数最多的可以迎回中间的那盏绣球灯，迎回者的叔伯兄弟、亲族都会赶来帮忙，大放鞭炮，用大红甲吹迎回家，?在厅中，因为此灯代表着在新的一年里迎回者会“出丁”（生男孩）。随后，各人也将宫灯迎回家挂在新房内，祈求三公爷保佑婚姻幸福美满，早生贵子。
台湾的东石乡亲每年元宵节也在三公宫里张挂宫灯，并提前派人于正月十三回乡祭祀“三公”，把代表过去一年内台湾乡亲新婚的宫灯数带回来，再把故乡的宫灯数捎回台湾，两地互报宫灯数，共祝子孙兴旺。台湾乡亲代表参与“卜灯”，若掷得大红绣球灯，十六日得专船送回台湾，本地则必须出动“蜈蚣阁”进行欢送。

石狮蚶江端午闽台对渡习俗
石狮蚶江端午闽台对渡习俗历史源于明清，当时“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鹿仔港对渡。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利之所在，群趋若鹜”（见“对渡碑”）。蚶江成为大陆与台湾通航通商的中心码头，郊商百余家，对渡船只300余艘，海交贸易繁荣兴盛。为此，时人每逢端午节，对渡船只相互追逐泼水，交融情谊，互祝吉祥。20世红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为中断期，九十年代至今为复兴期。自此，蚶江海上泼水越泼越旺，从原来的小舢舨发展到小机船，安全快速；由过去的男人专项活动，发展到年轻姑娘也上船参与，情趣倍增；由十几艘发展到上百艘，场面更壮观。端午节这一天，蚶江古渡沸腾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从四面八方涌向滨海，只见百舸在泉州湾海面上竞渡穿梭，人们用各种勺、桶盛满海水，相互追逐倾泼，男女浴情，热气火红。人们视此水为“吉祥水”、“幸福水”，让这圣水情雨淋个透，可消灾驱邪，以图吉祥、幸福、兴旺。同时，在这一天也举行庙会、采莲、祭江，护航仪式，捉鸭子、赛龙舟等活动内容，将闽台文化、传统文化、美食文化、旅游文化融入其中，内涵更丰富，使之更为魅力。

闽台博饼习俗
博饼是盛行于闽台地区的一种民俗活动。
博饼又叫卜饼，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唐代的“进士饼”。唐时，钦赐进士登第御宴的宫廷点心为“红绫饼”。清袭唐制，每年春三月文华殿之“经筵宴”，宴后均赏“红绫饼”。唐德宗贞元八年（729年）泉州出了福建历史上第一个进士欧阳詹，之后泉州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名人学者相继出现，对“进士饼”也情有独钟，直至20世纪四十年代末，泉州私塾先生中秋节给学童送月饼还叫“进士饼”。既有“进士饼”，就该有“状元饼”，进士可以多人，状元则只能有一个，于是，就有了“博”（掷骰子）的游戏，目标都博得“状元饼”，求得好兆头。博饼流行的另一个助力是民俗。古代中秋拜月是女人的活动，泉州中秋夜“听香”（寻求神明的启示）参与的多数也是女性，博状元饼则是一种男人“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的寄托，开始时是文人雅士的游戏，后来工商界行会、店铺也流行起来。为避免掷骰子有“赌”的嫌疑，商家通常先把中秋饼敬财神土地，然后“卜信杯”博饼，最大的中秋饼叫“龟头”（即“鳌头”），还是“博”第一的意思。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泉州工商界还有这种活动。但是这种方式要焚香祷告，气氛太凝重，有的也就从俗改为掷骰子，博状元饼就更流行了。中秋博状元的规则源于“状元筹”（又称“状元签”）游戏。早在宋代，就有“状元局”的游戏，状元筹大概在明代出现，清代盛行。清人顾禄《清嘉录》卷1《状元筹》载：“取科目名色，制筹为局戏，岁夕聚博，以六骰掷之，得状元者为胜，取及第争先之谶，谓之状元筹”。全副状元筹由63支长短大小不一的筹条组成，每支筹条刻有从状元到秀才的不同科名和注数，以科名高低定注数，状元1支16注（最大），秀才32支各1注（最小）。中秋博状元一套会饼63个，与状元筹游戏规则基本相同，即两者科名相同、数量相同、骰子相同、博法相同，区别是，状元筹玩的是筹不是饼，中秋博状元玩的是饼不是筹。
博饼文化内涵丰富，虽然闽南各地志书都没有记载，但闽台习俗相同，据清代蒋毓英修《台湾府志》卷6《岁时》载：中秋“是夜士子递为燕饮赏月，制大面饼一块，中以红朱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

闽南祭祖习俗
闽南人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源自中原移民，入闽后以村落聚居，奠定家族根基，又通过群体性的跨海播迁，形成以家族发祥地为文化符号的血缘和亲情纽带。祭祖是闽南人表达对祖先和祖籍地双重敬意的重要活动。
闽南民间祭祖有自中原传承的宗教规仪，也有基于本地文化生态形成的习俗。按范围分，有族祭和家祭；按地点分，有墓祭和庙祭；按时间分，有年节祭和择日祭；按仪式分，又有追思祖德和超度先人两种。除择日祭外，墓祭通常在清明前后各十天到祖坟祭祀。庙祭地点在宗族祠堂或家族祖厝，有春（清明）冬（冬至）两祭，或在始祖诞辰日、宗祠修建完成进主日，以及特别选定的日子祭祖。20世纪中叶前家祭地点一般在祖厝，以后多在家中，时间主要为如元宵、中元、中秋、冬至、除夕 )“敬公”和家祖忌辰等。
祭祖仪式以追思祖德的族祭最隆重，要挂红灯、贴红联、搓红丸、穿红衣，设主祭、陪祭、司仪，鼓乐、鞭炮、上香、献花、上供，敬酒、读祭文，跪拜，有的也请僧道做法事。如墓祭或进主，有的还出动仪仗、披红绶带、立碑纪念。祭祀结束，各户带 “烘炉火饭”回家。
平常的家祭是亲人聚会的日子，仪式简约。有一种超度先人的家祭，规仪完整的叫做功德，可丧期做，也可择日做，请僧尼或道士作法，超度一人为一“荐”，以先亡的长辈为“主荐”，因此超度含祭祖，至少二荐，多者数十荐。有死葬侨居地者，要“引水魂”接亡灵回归故土。最简单的超度为出殡前做“出山敬”，一般为一暝至两昼夜，也可七日为一旬，做大功德最多七旬四十九日。超度要糊纸厝、备冥镪，设神坛、唪经拜忏，自起鼓（奏鼓吹）、捧饭（敬亡灵）开始，拜忏、牵转（纸糊转动轮），普施（普度），跑特赦，劝愿（解愿），至烧库银、纸厝化火结束。唱道情、掷铙钹等民间艺术表演，或穿插其中。
闽南是台湾汉族同胞的祖籍地，闽台同俗，闽南祭祖是两岸同胞寻根溯源重要载体。泉州传统与现代兼容、城市与乡村一体的社会生态，使得富含地方宗教文化特色的闽南祭祖活动，至今依然相续不断。

泉州拍胸舞
《拍胸舞》是福建省最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之一，主要流行于闽南地区的浮桥、江南一带及泉州金门。
《拍胸舞》渊源甚为古远，从其特别的草绳头箍、赤脯上身及粗犷之舞步等方面考察，专家认为乃古闽越族舞蹈之遗存。解放后民间舞蹈工作者将之整理、加工，并成为不少舞蹈创新作品的素材；1959年《拍胸舞》曾赴京参加建国十周年文艺会演。“文革”后，“拍胸舞”主要在浮桥、江南一带流传，经常参与一些大型文体活动和民间丧仪；1989年舞蹈《拍胸乐》获全国第二届少儿舞蹈录像评奖二等奖；1990年5月，尤金满赴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拍胸舞》，并排练了以《拍胸舞》为基本素材的闽南舞蹈《轿歌》；1992年5月，民间舞蹈《三老拍胸舞》参加了“福建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精选节目展演会”并作为第一部分“闽越遗风” 的序幕；同时浮桥王宫民俗舞蹈表演队也表演了《拍胸舞》。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鲤城区浮桥镇王宫村、江南镇亭店村相继排演了《拍胸舞》并分别参加了当年的第二届沈阳国际秧歌（民间舞蹈）节暨全国优秀秧歌民间舞蹈大赛、第二届天津国际友好城市艺术节民间广场艺术比赛，均获优秀奖。
《拍胸舞》最早的舞蹈形式比较简单，在祭祀活动中仅一、二人亦可即时随地随意起舞。舞者为男性，头戴草箍，上身裸露，赤足；动作以趋于单一节奏的击、拍、夹、跺为主；部位集中在胸、肘、腿、掌；基本体态呈拔腰挺胸之势，全身跳跃，并辅以雄健的蹲步和怡然自得的颤头，构成粗犷、古朴、诙谐、热烈的风格。《拍胸舞》基本动作为“打七响”，即双手首先于胸前全击一掌，接着双手依次拍打左右胸部，双臂内侧依次夹打左右肋部，双手再依次拍打左右腿部，共得“七响”，时值全七拍；同时配合双脚的蹲裆步有节奏的跳跃，身体随之左右晃动，并配以怡然自得的颤头，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横晃动律，使舞蹈洒脱自然，显露出机灵与轻巧、诙谐与爽朗的个性，如此循环往复，动作不变。“打七响”最突出地代表了《拍胸舞》的基本动律和风格特色。而当今的“拍胸舞”由于舞蹈工作者为使其配上音乐，营造表演场面的热烈欢快，整齐有序，而把它变为打八响（即双手在胸前合击掌二次），并配以其它舞汇，形成了“打八响”，改变了“拍胸舞”的基本动作，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
“拍胸舞”表演者所戴草箍上蛇形头饰鲜明地保留了秦汉闽越族原住民蛇图腾崇拜遗风，其表演形式也保留了古闽越族的原始祭祀舞蹈的遗风；其舞蹈内在动律与土家庭舞蹈“肉连响”极其相似，其舞种的分布与黎族、高山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密切的渊源关系，具有历史研究价值；泉州宋元古老剧种梨园戏《郑元和》中保留“莲花落”乞丐拍胸一折，当今民间“拍胸舞”又是使用保留与泉州的“东方音乐活化石”——南音的《三千两金》，这种文化的传承关系也具有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价值；《拍胸舞》以“打七响”，“七击”为基本动作，“七击”作为闽越舞蹈遗存的一种至为重要的特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极具发掘、借鉴、研究的科学文化价值。

泉州打城戏
泉州打城戏，又名法事戏、和尚戏、道士戏，发端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2年），流行于泉州、晋江、南安、龙溪及厦门、金门等地，是融合释、道二教这之法事活动形式而形成的，为全国罕见的宗教戏剧。
“打城”通常是在和尚道士打醮拜忏、做功德超度亡灵圆满的最后一天举行的仪式，叫“打桌头城”。道士在做功德超度亡灵时，桌上扎一个纸城，寓意亡灵囚于城中受苦，救苦道士要引渡亡灵出城，最后破城门而入，救出亡灵。其方式是一女子披上头巾代表亡灵，一男子（由道士妆扮）代表道士对着说唱。后来，发展为“打地上城” ，演员发展至一、二十人，有布景、道具和剧目，一般在广场上表演简单的杂技，如弄钹、过刀山、跳桌子、弄包子等没有故事内容的小节目。再后又增加短小的神怪节目，跳出宗教仪式，开始在民间丧仪、孟兰盆会和水陆大醮上演出。至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形成戏班。班主为道士，俗称“道士戏” ；班主是和尚,叫做“和尚戏” ，建国后统称为打城戏。
打城戏走上舞台后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传统剧目，以连台本戏为主，大致可分为神话、神怪剧、历史故事和武侠剧三类。打城戏的表演科步，以罗汉科为主，即仿罗汉的塑姿衍化为表演动作，并带有浓厚的提线木偶表演风格，技艺侧重于跳跃扑打和杂耍，武打主要运用少林拳技，旦角表演典雅细腻，吸收了梨园戏的某些科步动作来丰富自己的表演。打城戏表演中带有很强的的神秘性与独特性，桌上翻跳功夫，连垒七、八块桌子，从上面翻下来，一个人可双手、腋下、嘴、颈部夹十粒鸡蛋从八块桌顶翻下来站在小板蹬上，叠罗汉、吃火吐火、吃纸拉肠、甩须、甩发、蚌舞、黑白鬼舞、叉舞、旗舞等。打城戏有独具一格的表演技艺，如戴假面具表演，此外还有其他剧种所没有的“开大笼”，大笼里面装着表演各种特殊类型舞蹈节目的面具、道具、衣套，可随演随用，如公鸡与蜈蚣、雌雄鬼、鹰与蛇、虎与狼等动物博斗，和一些恐怖场面表演，用刀劈面、用剪刀刺眼和刀插肚、锯腰等，这些表演既充满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有有别于其他剧种。
打城戏形成于宗教法事仪式活动，被称为仪式戏剧，属于历史悠久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好打城戏对研究宗教的娱能化和戏剧的宗教功能，以及宗教中的戏剧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泉州踢球舞
踢球舞又叫彩球舞、碰球舞，源于我国2000多年前的“踢鞠”、“蹴鞠”，我国古代的“蹴鞠”即“踢鞠”，原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汉以后逐渐流入宫庭和贵族官宦之家，并以单纯军事体育游戏运动，逐渐向竞技“蹴鞠”和“蹴鞠舞”两方向上发展。如唐宫庭“蹴鞠”比赛已设置了球门、球网、裁判等，形成了类似现代足球运动的雏形，被认为是现代足球运动的源头。另一类“蹴鞠”则通过音乐、舞蹈的结合，艺术化为一种宫庭、民间共同喜爱的舞蹈，并于唐宋期间跟随中原仕民南迁传入泉州。
现今流行闽南的“彩球弄”，据老艺人郭善桥（1902—1989）、吴孝曾（1917—1977）、张子贤（1911—1980）介绍，约始于唐宋时期，乃由戏曲（主要是梨园戏）表演而流向民间，经民间艺人的改造，又与民间艺术（如高跷）相融汇而逐渐形成的，多在逢年过节、迎神赛会、婚寿喜庆之际在广场或踩街游舞时表演。表演人数灵活，六至八人亦可，十余人亦行；一般均按娘、婢、女丑等角扮演，除司球者外，余皆为女性。其表演大致可分为“舞台彩球”、“踩街彩球”和“高跷彩球”三种类型。表演内容与动作基本类同，但“高跷彩球”因受高跷的制约，动作上不如其它两种翻跃自如。内容主要表现闽南农民于劳动之余，载歌载舞戏彩球的情景，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踩街彩球”主要是在大规模的踩街活动中，走街串巷，边舞边行进表演。闽南一带至今还相当盛行。“彩球弄”舞队组成，一般为男一人舞彩球，彩旦一人，彩婢（青年姑娘）四或六人。而手执洞箫、南琵、月琴、二胡以及打击乐“小叫”、“铜钟”、“响盏”的演奏者随后，演奏《翁鱼叠》乐曲为舞者伴奏。舞蹈开始，球手手持一柄彩球，左抖右滚，逗引得村姑、彩婆戏球不止；最后于欢快、嬉闹气氛中结束。层次绵腻，表演生动，有捧球、争球、托球、踢球、顶球等技巧，主要运用戏曲舞蹈中的“整冠”、“叠步”、“磨脚”、“小跳步”、“云手”、“托掌”、“托肩”等动作，也吸收龙舞、狮舞以及杂耍、武术动作，如“脚尖点球”、“背滚球”、“肩头顶球”、“探海”、“飞叉捧球”等，更增添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极富观赏性，有着很高的舞蹈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