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煤矿工人的命价

　　——兼论人本位的计算逻辑

　　一、引子

　　2006年5月2日，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处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5名矿工遇难。6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因死亡赔偿标准引起的冲突。

　　报道说：“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做了相应处理。然而，给死难者的赔偿却引起了争议：所有遇难矿工家属拿到了一人5000元再加500斤粮食！而根据贵州省政府2005年第309号文件和毕节地区［2005］70号文件规定，煤矿井下矿难死亡事故一次性经济赔偿每人应该不低于20万元。”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专员黄家培的解释是：“发生这起特大事故的是非法采煤窝点，对于这种原本就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采煤窝点，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他表示，考虑到受难家属的实际困难，会严究矿主的刑事责任连带民事责任，政府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对矿难家属进行补偿。然而，（矿主）蔡国燕的可查账户上的存款却是零。”

　　黄专员并未置疑20万元的赔偿标准，但提出了这20万元由谁赔、赔不起又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个真切的问题。奈何一位当地领导在记者追问下多了一句嘴，他说：毕节经济比较落后，威宁更是国家级贫困县，如果按照国家规定赔偿20万元，不但当地财政难以运转，而且，如果执行这样的规定，对于家庭年收入只有四五千块钱的农民来说，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故。

　　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担心矿工为了这20万元赔偿款会去主动送死？’和记者一起到现场的安全生产万里行副总指挥、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张成富进一步逼问。‘我在这里拍40万，有谁愿意死！’张成富拍案而起。”

　　这个场景在各种媒体上广为流传，并引起了各种评论。评论难免涉及到矿工的命价。在这段报道里，我们已经看到三个价：5000元+500斤粮食、20万元、还有张部长赌气拍出的40万。

　　2004年之前，全国各地流行的赔偿额在2—5万元左右。中央政府认为这个数额低了，2004年年初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决定》，要求加大赔偿力度。当年年底，山西省规定：“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许多省份随后跟进。2005年4月25日，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李毅中局长，20万元会不会成为以后统一的赔偿标准？李毅中表示，许多省份已经制订了赔偿标准，按照当地的平均工资，定为11年至15年，大体不低于20万元，他赞成这种做法。[注1]

　　我们不妨把上述几种价格看作死者亲属与老板或政府互动的结果。老板希望赔得越少越好，死者亲属希望越多越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最在乎自己生命的死者已经不能发言，更无所谓选择自由，死者亲属的谈判地位很弱，于是政府出面帮了弱者一把。撇开各种老板价和官价不谈，真正的交易者，那些采煤工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如何估价？假如他们活着，拥有进退选择的权利，20万或40万足以让他们送死吗？

　　二、命价及其计算方式

　　同一个人的生命，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估价。例如一个亿万富翁，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其生命至少值他那亿万家产。在他的妻子儿女看来，不值亿万也应该值千万。而在绑匪看来，其价值不过就是实施绑票的那些成本。

　　不同人的生命，在历史上呈现出巨大的价格差异，从上百万两白银，到仅值几钱银子的一百个鸡蛋，都是确实出现过的价格。

　　那么，命价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命价是由当事人及相关者对生命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决定的。人们的支付能力差距极大，命价的差距便同样大。命价这个概念，描述了人的生命与稀缺的生存资源之间的关系，并以生存资源（用货币代表）为计算本位，记载了对生命的评价和实际发生的支付。[2]

　　问题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测量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3]中写道：

　　“评价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愿意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例如，不同职业的死亡率是不同的。高楼大厦上的建筑工人所面临的死亡危险就大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经验不同的工资和其他工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可以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某些含义。”

　　这就是近30年来西方经济学界采用的主要方法。套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比较煤矿工人和建筑工人的职业死亡率，再追究较高死亡率所获得的补偿，由此估算出中国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定价。

　　将煤矿工人与建筑工人对比，是因为这两个行业的可比性强，劳动强度和技能要求差不多，容纳劳动力的数量大，入行的门槛低。煤矿井下工人和第一线建筑工人主要是自由流动的农民工，他们的选择主要受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影响。

　　三、煤矿工人与建筑工人的职业死亡率

　　从采煤工人的角度看待职业生涯中的死亡风险，最贴切的数据应该是每年的千人死亡率。2003年，国家安监局的有关部门提出改革统计指标体系的设想，在煤矿伤亡事故统计中增加千人死亡率的项目，但我目前还找不到2003年前后的正式数据[4]。

　　全国煤矿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并不难找。2002年，全国煤矿事故的死亡人数为6976人，2003年为6683人[5]，本世纪以来呈逐年下降之势。

　　问题在于，全国煤矿井下矿工到底有多少？据新华社北京2004年6月16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的记者询问了国家安全监督管理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及业内的一些专家，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数字。

　　记者张旭东、李柯勇写道：“国家安全监管局只能提供2002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井下的矿工数字：80万！他们一再强调，这个数字不包括乡镇的小煤矿，因为那无法统计。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处的一位同志说，我国现有小煤矿2万多个，加上国有重点矿，称我国井下矿工超过100万人，这肯定没错。”

　　“超过100万人”，这个数字太虚了，实在无法用。我们不妨根据已知的原煤产量推算一下。

　　按照常规，中国的煤矿分为国有重点煤矿、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2002年，全国原煤产量为139335万吨[6]，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生产了71162万吨，国有地方煤矿26345万吨，乡镇煤矿41827万吨。按照上述说法，2002年，国有重点煤矿有井下矿工80万，人均产煤应为890吨。国有地方煤矿，尤其是乡镇煤矿，技术装备不如重点煤矿，但劳动时间更长，几乎没有节假日，以人均日采煤2.5吨、每年344个工作日、年产原煤860吨计算，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要完成68172万吨的原煤产量，至少需要井下矿工79.27万人。再加上国营重点煤炭企业的80万井下矿工，全国井下采煤工人的总数约为159.27万。用此数作分母，2002年井下矿工死亡6976人作分子，死亡率为4.38‰。

　　2003年，全国煤炭产量为160810万吨，其中，国家重点煤矿80816万吨，国有地方煤矿28281万吨，乡镇煤矿51713万吨。假设劳动生产率不变，国有重点煤矿的井下矿工约有90.8万人。国营地方和乡镇煤矿共计生产79994万吨，至少需要井下矿工93万人。全国煤矿井下采煤工合计183.8万人。2003年有6683位煤矿工人死于井下事故，千人死亡率为3.636。

　　2003年，煤矿工人对死亡风险的评估，受2002和2003这两年死亡率的影响较大。我们将2002和2003年的数字做平均处理：两年井下矿工的总数，每年平均是1715349人；死亡人数，平均每年6829.5人。年均死亡率3.98‰，即平均每年的千人死亡率为3.98。

　　以上推算至少存在四点缺陷。

　　第一，关于日平均采煤数的假设，尽管我有一些来自小煤矿的个案根据，但各地各类煤矿的资源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同，差别很大，这个假定未必准确。

　　第二，关于每年344个工作日的假定，同样未必准确。各地各类煤矿在不同年度的销售情况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劳动时间也不一样。

　　第三，各地各类煤矿的死亡人数差别很大，例如，2003年全国原煤生产百万吨的平均死亡人数为4.17，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1.08，国有地方煤矿为3.13，乡镇煤矿为9.62，国有重点和乡镇煤矿几乎相差九倍，而这两类煤矿井下工人每年的人均产煤量，往多了说，差距也不到50%。用上述平均死亡率估算大量涌入乡镇煤矿的农民工的死亡风险，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差距。

　　第四，无论是死亡人数，还是原煤产量，都未必真实，假报漏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无论如何，有了3.98‰的数字，毕竟聊胜于无。

　　再说建筑行业的千人死亡率。

　　为了和煤炭行业的数据保持一致，我们应该采用2003年建筑行业的数据。2003年和2004年建筑行业的工伤死亡人数相差不大，但2004年的就业人数经过经济普查的调整，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我们根据2004年的数据计算建筑行业的千人死亡率。

　　2005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普查主要数据第二号公报显示，2004年末，全国建筑业就业人口为3253万。另据2005年8月25日李铁映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04年，全国建筑业因生产安全事故死亡2789人[7]。根据以上两个数据计算，2004年，中国建筑业的安全事故死亡率为0.0857‰，即千人死亡率0.0857。

　　这个数字低得有点可疑，但我找不到更准确的数据[8]。

　　总之，煤矿井下工人的职业死亡率，比建筑行业的职业死亡率高3.89‰。那么，煤矿工人的工资又比建筑工人高多少呢？

　　四、煤矿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工资差距

　　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上看，2003年，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就业人数为331.5万，全年平均劳动报酬为11894元。全国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为728.93万，平均劳动报酬为10901元，煤炭行业的年收入比建筑行业的年收入高993元[9]。

　　这个数字并不好用。我们的目的是：在不同行业的风险及工资差距中，发现矿工对死亡风险的货币补偿要求，而全国性数据却包含了地区、身份或社会关系等与死亡风险无关的因素造成的工资差距。例如，同样在房屋土建行业，上海的年平均工资为22843元，而附近的安徽只有8286元。同样是挖煤，北京的年平均工资为20109元，附近的内蒙古只有9737元。如果不考虑各种身份、地区和所有制的壁垒，如此大的差距很难用市场解释。如果这些壁垒过高，数字之差所反映的主要就是这些因素，而不是死亡风险。

　　为了排除非市场因素的干扰，我选择了20个样本地区，首先扣除了北京、上海、天津。扣除超大城市和最高分，意在排除地域和身份壁垒的影响。其次，扣除西藏青海和新疆等边远地区，以排除距离和高原气候对工资的影响。再次，扣除广东、福建和江浙等劳动力大量引进省份，以减少农民工远离家乡过单身生活所要求的路费和生活补偿的影响。我选择的20个样本地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样本省份的煤炭工人占全国总数的93.8%，建筑工人占全国总数的68%。

　　2003年，这20个样本省份的人均年报酬如下[10]：

　　1、房屋和土建行业人均年报酬：9125元。总人数：4959198。

　　2、煤炭采掘和洗选业人均年报酬：11703元。总人数：3109285。

　　总之，2003年，中国20个省的煤矿工人比这些省的建筑工人全年多挣2578元。

　　这个数据的缺陷是：煤炭行业中没有剔除在地面工作的洗选业，那里的死亡风险远低于井下作业。如果剔除这个因素，煤矿工人与建筑工人的收入差距可能还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