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以曹锟和吴佩孚元帅为首的直隶派统治着直隶、河南、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省,这一派的政治中心是曹锟元帅的大本营保定和吴佩孚元帅的大本营。直隶派在其所辖省份约有人11320.4万,军事力量约有步兵49.55万;在华南,这里的广东、广西、广州、云南和四川省实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合,孙逸仙博士和陈炯明将军依靠国民党这一派,其政治中心是广州。广州政府约有人11026.4万,军事力量约有27.317万。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
越飞在给马林的一封私信中,也坦言相告,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吴佩孚是个“利欲熏心的军阀”,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我应该同意孙的政策,不应该同吴取得联系”。[233(P401)选择吴佩孚作为联盟对象,这是共产国际和苏俄功利性实力标准的逻辑必然。
影响之二是共产国际在选择同盟者时实行促成孙中山、吴佩孚合作的政策。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东北,这对苏俄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主张孙吴合作,建立孙一吴政府,以反对和制约张作霖。马林曾坦承“张胜吴败的可能性令俄国十分不安”。[23](P403)但是孙中山并不赞同这种政策,他的策略恰恰相反。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落人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之手。
孙中山试图联合张作霖,南北夹击曹锟、吴佩孚。据达林回忆:“1922年孙中山出于军事上和策略上的考虑,与中国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签定了关于张作霖参加反对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集团斗争的协定。原设想,张作霖在北方的行动能够牵制直系的力量,使孙中山更顺利地进行北伐。”[24](P83)显然,这与苏俄的意图相悖,但吴佩孚的反张政策却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主张存在着共同点和一致性。因此,苏俄在选择同盟者时自然对吴佩孚青睐有加。如果说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是冷静的、理性的选择,那么联合吴佩孚则更带有更多的自觉和主动。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既有对吴是“革命者”的误读,更有急功近利心理的冲动,因此,其失败也具有必然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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