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运动中，直系势力的“核心人物”吴佩孚表现出了有别于其他军阀的独特个性。他发表通电，对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认为：当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莘莘学子，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怜，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他指责北洋政府对直言学生大肆逮捕、镇压，是“轻重倒颠措施”，并告诫北洋政府“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大狱之兴定招大乱”。[6]他敦促大总统，一为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释放学生，培养士气，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吴佩孚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安福弄权，力促和平统一，支持学生运动等行为，使他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天津各界联合会称他“赤诚爱国”，[7]国民党机关报评他“慷慨激昂”、“富有胆略”，[8]更有人称他是“爱国军人”。[9]社会团体与他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就连驻华外国人对他也是好评如潮。美国副陆军参赞费禄纳在1920年8月3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吴佩孚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的行动”，吴佩孚是“为其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私利而工作”。
1920年的《英工商会月刊》称吴佩孚是“民族英雄”，说他一身“集中了国家的全部希望”。[10](P85)1920年直皖之役后，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组成新政府，新政府改变了对苏政策，外交部允许优林以商务委员名义来华，发给护照。直系政府接纳优林使团，撤消了它同日本政府签定的反苏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此，优林使团便接近吴佩孚。这时，远东共和国领导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不是孙中山。”[11](P23)苏俄政府远东问题专家维楞斯基于10月9日发表文章称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正是这样，引得共产国际的伊尔库克分局对吴佩孚格外注意，将他作为第一个联盟的对象。
当直系战胜皖系之初，苏俄对吴佩孚的言论还是小心翼翼。1920年8月23日，维楞斯基在消息报上说，吴佩孚的胜利并非革命的胜利，而这次胜利之后，中国将会踏入阶级斗争的途径上。他预言未来的斗争是“北方军政”与“南方革命”的斗争。[12](P305)但1920年1O月张斯麟代表中国访俄抵莫斯科时，对吴佩孚的态度已有改变，他称张斯麟为“吴佩孚部下一位有为的青年”，[13](P129)并在同月九日《消息报》的报道中说吴有亲俄的倾向，吴所支持的新内阁在外交政策上会对苏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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