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与孙敏、杨延康在驾车离开龙陵后,特意专门驶上早因高速公路的修建而遭废弃的老滇缅公路。龙陵往芒市不足一百公里,山势也不似怒江边那样高耸。但当年的公路因急于在战中抢通,所以无论山大山小都是随着山边开槽,到了龙陵往芒市的后半段弯多到不得了,差不多没有超过一百米的直路,而且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我的右脚永远在油门和刹车踏板上跳来跳去的,脚脖子弄到酸痛。
那一段公路两边山体破碎,像建筑工地的巨型沙石堆场。我们几次停在险要处设想在此路上的阻击都得出同样的结论:打枪的不要,两吨炸药足够了。1942年5月,攻入中国境内的日军机械化先头部队就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肉夹馍一样的山路上狂冲二百公里,两天就打到了惠通桥。边境上的畹町被中国军队弃守,山一样的美国援华军用物资为日军缴获,用来完成他们的永备工事和为自己加油。逃跑的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一支哪怕再小的分队在山上挖一个坑,放一卡车炸药,再鼓起勇气放一百桶汽油助兴,只需一根火柴,就足以让在路上逃难的百姓安抵怒江东岸。每一次只要我想起那么不堪的耻辱溃逃,都为那些将领们的意志毁灭脸红。
两年半之后,反攻这段险关红山崖的命令下达给了吴昌铣殊为敬重的王延熹团长。八十六岁的吴昌铣这样介绍自己的团长:黄埔八期,陆大十六期,能打。
吴昌铣说的战场地名叫红山崖,现在有人叫红岩山,我反复掂量,那地方似乎不是一座单独的山,而是扼守滇缅公路通往缅甸的最后险段的要冲,它的易守难攻之处即是一面山崖,而且崖体略现微红,就如岁月没抹净尽的人血。
虽然吴老伯的部队已是基本美式军械的火力配置,有了大口径火炮,但是在那么个鬼地方根本使不开。懂得打仗的王团长重召吴昌铣上火线,把全团的重机枪全部集中起来组成统一指挥的特大号机枪连由少校连长吴昌铣指挥,压制日军,掩护步兵进攻。看过那里的地形与地貌条件,不由得你不佩服王延熹这个能打而且善打的团长。美军勃朗宁M2HB型重机枪,12.7毫米的口径,成年男人拇指那么粗大的子弹,理论射速每分钟600发,弹链供弹。几十挺这样的机枪一起打,真像泼水一样的弹雨。
回忆我当兵时每到实弹射击,总要有一班人钻到二米多深的靶壕中用长杆为射手指示弹着点。由于枪管的指向性,在靶子下面听到射击声要比射手听到的更震撼而撕裂神经。有经验的老兵可以从头顶过的枪声基本听出弹道方向有否偏差。在那么深的靶壕里安全确保无虞,唯一恐惧的就是子弹打低到靶壕外的堆土上沿,哪怕只有一枪,那沙尘与细石被子弹冲击会掀起很大一片喷溅下来,根本不是如稚嫩的战争电影中在石墙上只冒两个泡那么可爱。这还是7.62毫米口径的单发射击。那么,超过三十挺大口径重机枪,每分钟一万八千发的弹雨狂泄,会打到对手阵地飞沙走石,被重机枪覆盖处没有人能睁着眼睛瞅空开枪。而且机枪弹遇到坚石会碎裂并带起石头一起飞,那种次生杀伤力比步枪和轻机枪要大许多倍。那一刻战壕里日军感受到的恐怖比单颗爆炸的火炮来得要凶狠而持久,因为根本就不让你片刻喘息。
天才呵,王团长能想到用这样的火网掩护攻击,而不是死板地求助于炮火与空中支援。六十年之后,有两种同样构思的武器问世,都是为了在战场上向对手投射暴雨一样的弹阵,一种是M134六管速射机枪,而另一种则干脆叫做金属风暴。
几十挺美制重机枪成功地压制了素以顽强著称的日本陆军,九十七团打下了通往芒市日军五十六师团总部的最后一道关隘红山崖。吴老伯回忆当年那场苦战,只是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两件事:一,他的耳朵被狂暴扫射的重机枪震到几乎聋掉,从此听不到别人小声讲话;二,在红山崖上树起了整个滇西反攻中唯一的一座团级纪念碑。对于本团军人,这是何等的豪迈与光荣。
土法上马的金属风暴之所以成功,除了王团长的知人善任与智勇双全,还有重要的实力对比优势。老军人吴昌铣极为不屑日军的重机枪。我检索了一下当时日军重机枪的资料,全部是30发的供弹板供弹,这种方式要求副射手蹲在旁边端着弹板侍候,像拿奶瓶喂孩子一样。在重机枪诞生的时候,有帆布弹带和弹板供弹两种方式分别出现,那时重机枪完全是防御型武器,找个视野开阔的地方一架,对着远处蜂拥而上的敌人不间断地扫射,整个就是战场上的大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有二挺重机枪坐阵顶住上万敌军狂攻的神奇故事。那时重机枪几乎不被威胁,即便射手不幸中弹,换个操盘手仍然盆满钵满地赚。由于帆布弹带时有扭结卡弹出现,金属弹板的可靠性凸显出来,被大多数严谨的后续制造者采用。
狂放的美国人不吃这一套,他们居然用薄钢片冲压成单个的弹板再用铰链方式接起来,完美地创造了全新的供弹方式,加上风冷式的重枪管,1933年定型的勃朗宁M2HB重机枪从二战一直打到今天。我们的一位伟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是一语中的。科学技术也是第一战斗力。而科学与技术的创造力是自由与民主的社会型态真正激活的。表面上看,打败日本武器的是美国更为先进的军火工业,其实战胜专制而集权的日本帝国的深层力量是可以发挥所有人无限生命力的科学思想与民主制度。
吴昌铣一生的军事巅峰至此结束,按照严格的军队健康标准,半失聪的吴连长应该除役了。随着滇西战局的胜势突临,中国远征军面临大裁撤。本来年轻的吴少校前程似锦,又有刚刚升任师长的前团长罩着,继续混军职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事。可吴昌铣去走了老团长的后门,要求就地复员去当老百姓。为什么呢,猜都猜得到,铁打的英雄恋爱了。吴老伯说:写我的话把我老伴也带上一笔,她认识三千个汉字呢。那个地老天荒的边蛮之地,那么年轻的傣族少女,能认识三千汉字,通读报纸显然全无障碍,英雄美女,烈火干柴,挡都挡不住。我只是不知道,耳朵不灵便的吴昌铣当年是用什么办法与柔情似水而又娇羞的傣族女孩呢喃倾谈而不让全街人都听见的。
老人回忆着那几年的生活,还是安稳而甜蜜。由于本就是出色的军官,加上滇缅一线江湖老大的地位,又娶了傣族姑娘为妻,在当地头人眼里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自己人。他当过地方的自卫大队长,做过镇长,还在警察局干过督察。自从1944~1945战后,那片地方风平浪静,内地打翻天的内战于滇西全无波澜。吴老伯说起自己做过镇长的遮放满怀自豪,“芒市的谷子遮放的米”,那米又白又长,长到可以用绳子捆起来,真香。
平静的日子在吴昌铣并不知情的时候悄悄结束了。1949年末,国民党中将沈醉在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时被扣,很快移交到初建的新政权公安机关手中。沈醉在军统谍报系统中以记忆力惊人著称,他一口气背出了五千个军统情报人员的姓名,早是平民之身的吴昌铣一眨眼变成了疑似潜伏特务。那个时候的他正从前政权的公职下了岗,在缅甸和昆明间跑买卖呢。
当年的吴老伯名气大不是他自己吹的。龙陵县一位当年远征军上校军医付心德老人在那时就认得他。付医生是我们访问过年纪最大的老军人,一百多岁的他可以一只手轻松地拎起胳膊粗的铁杠来顶门,鹤发童颜,丝毫不因多年的牢狱生涯而稍呈萎顿。那时跑买卖似乎成了这批早早退役而又有点本事的军人们的共同职业。他们都七拼八凑地用老零件不断翻修着美式军用卡车,从缅甸倒腾货物到昆明。那条为战争而建的公路上,那几年奔波着多少忙于生计的抗敌英雄。
给我们介绍吴昌铣的也是一位老人,一位共产党的老公安。1950年,刚刚从地下党转入公安系统的姜兴治还不到三十岁,他参加了对大特务沈醉的审讯,并受命成为追捕这些“潜伏特务”的专职成员。姜老伯和吴老伯的对话在今天听来就像电影故事,他们互相比划着讲述当年一次又一次的追捕与擦肩而过的脱逃,真难想象这对亲如两小无猜的老小孩那时是生死对决的亡命冤家。
姜老伯满头浓发钢针一样立着,更有意思的是一半全黑而另一半全白,真正黑白分明。他一次次否认我们关于他是否同情这些老军人的试探性询问,他说:我们党有政策,1946年内战前脱离国民党军队的不是历史反革命。我看见了一位老共产党员执守的原则,既然有这个政策,那他们本就不是敌人,严守政策是应该的,怎么会与同情有关系呢。从姜兴治身上,我稀罕地看见了在我们行为与语言中都已久违的叫正直的那种品格。正因为他的守政策,吴昌铣的潜伏特务之名没把人抓到就洗脱了。盛年的吴昌铣得以在新政权的阳光下过了十几年正常人的生活。
那十几年对吴昌铣的家庭有多重要,老人说:我和老伴像订了计划似的,两年生一个,一共七个,五朵金花,哼哈二将。吴老伯是所有我们访问的老军人中自己没有收入而毫不胆怯地要请我们午饭的唯一一位。他的孩子们全部继承了他的勇敢与母亲的贤淑,个个事业有成。老人说:我现在靠着儿女,他们给我的钱花不完,我还攒着,我死了还给他们用。老人说:他们跟着我吃了苦,对不起他们。为了这个对不起,吴老伯手里再多的钱也不抽贵的烟,只抽便宜的“春城”。
那个全家的苦难来自“文革”。姜老伯反复讲两个词,那是“文革”时“净化”边疆的口号,叫“玻璃板、水晶石”,要把伟大边疆建设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透明天下,一粒“沙子”都没有。“沙子”呢?悉数抓起来关监狱了。这么多年游走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田野,始终想不透中国政权交替时对旧政权遗留人员的清洗。新政权的建立说到底是多数人的选择,因为毕竟不是帝制了,否则什么样的天才都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驱逐强大的旧政权。那么多旧政权曾经的拥护者和参与者没有走,心怀期待地留下来与祖国共迎未来,这本是多令人欣慰的好事。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狐疑地过筛子一样层层选拣,稍有不顺眼处就取掉公民权甚至性命呢?小时候时常惊心动魄地听大人讲“镇反”故事,那时北京先农坛一带还是荒僻去处,据说枪毙反革命时多有站成长排用机关枪扫。我不知道是否那些人都是潜伏下来破坏他们本能上刻骨仇恨的新政权的,或者即便他们受命破坏而并未动手,再或者他们本是受命卧底颠覆但已为新政权感召准备投身新国家建设了,我们是因为真有凭据还是只因为心存对敌对者的恐惧而萌生杀机呢。幼时的我听到杀坏人时总是庆幸领袖的英明,以为那时万一手软,人家一把翻过来,我们这些革命子女顿成冤魂。可如果今天我们还不能客观地回头反思,吴昌铣他们那一整代人的冤屈真是白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