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的吴昌铣按爹妈标准可称为孽种，就是永远逆反的问题少年。老人说：“你信不信，要不是日本人打进来，我没准成了共产党。”我信，因为他讲到的从少年到青年的几年，正是中华民族外患频仍的多事之秋，有点文化的孩子们年轻的热血沸腾着，罢课、请愿、游行、抵制日货，没有他不参加的学潮。估计吴家老太爷是有料的人物，他把儿子从老家山东弄到北京去上学，结果在故都赶上了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

    北平的炮火催生出了一位军人，吴昌铣终于等来了不再撒传单贴标语被追缉的日子，他南下武汉投考了军校，学习重机枪，那一年，他十八岁。当我坐在八十五岁的吴老伯面前时，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七十年前刻在他心里的两句古诗：投笔只因雪耻辱，横戈原不为封侯。老人告诉我，他父亲当年教给他这个诗句，诗的作者是为国驰骋疆场而终遭冤杀的书生督师袁崇焕。老人字写得很慢，手很用力，一笔一划都像初拿笔的小学生。他说：“文革”以后许多年都没有拿过笔。偏偏是袁崇焕，恰如同袁崇焕，同样以身报国而不图封侯的吴昌铣，除了没被杀掉，冤也真是蒙受够了。

    老人话特别多，他神采飞扬支离破碎地讲着与战争和人生有关的离奇故事，一分钟都没停。六十年来，恐怕再没有人如我们这样耐心、恭敬、透彻地听他讲过故事。他似乎不敢停嘴，好像生怕一句跟不上，我们把告辞的客套话插进来，我们走掉，他重又回到孤独的沉寂中。他不知道，他的比神话还传奇的人生是我们的至宝呢！一个甲子的岁月，今天看来就像翻一页书那样轻松，其中实在的沉重，岂是我们局外人能体会的。

    吴老伯还是佩服自己的军长王凌云，他说这位行武出身的将军枪法如神，治军严厉。军长痛恨军人偷老百姓东西到了绝不容忍的地步。坐汽车下部队视察，看见路边田间士兵远远地蹲在田梗上偷红薯，军长一声：停车！甩手一枪就打死了。他叫卫兵过去摘符号通报全军，卫兵回来报告：军长，他没偷红薯，是拉屎。吴老伯毫不隐晦军人偷东西的事，他说士兵最爱偷的是驻地傣族穿的筒裙，偷回去撕成布条打草鞋，软软的穿着上战场。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加重语气：他们是为国家偷，为抗日偷！老人讲到这里眼睛水汪汪的。

    当连长的吴昌铣也偷过东西，还是活的。他说那时一个兵一天只有四两米，怎么可能吃饱。吴昌铣专门派班长带着兵去山上打狗，回来烧给新兵吃。在那地方没有野狗，老乡的狗跑上山就被当兵的打死，乡长告状告到师长那里。师长把吴昌铣拎去骂。吴连长说：别人接新兵都挑，就我不挑，挑剩的全在我们连，打狗给兵吃都是为国家好。老人带着得意的狡黠嘿嘿地笑着，洋溢着对当年成功脱困的庆幸。真奇怪，我这个爱狗人士对吴老伯的当年劣迹居然并无怨恨。

    吴连长不仅打老乡的狗，也帮老乡干好事，他亲自上阵帮老乡杀猪抬到市场上卖。他上身穿老百姓衣服，下身穿军裤，手枪别在后腰上一副横行霸道嘴脸。老人笑说：地方官不敢收我的税。结局皆大欢喜，老百姓高高兴兴点肉钱，猪下水进了士兵们的肚子。机枪连名声大噪，以至于不满微薄待遇的别连士兵逃亡到老吴门下，吴连长一律笑纳，他的一个连能有二百多兵。吴老伯自豪地说：我每个星期连草纸都发。想想当年，吴连长真不容易，把最瘦的新兵们用非法给养喂胖，训练成合格的军人，穿着偷来的布条打草鞋上战场，用生命为国家而战。

    可能鉴于吴昌铣善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学重机枪的吴连长被委任为团情报主任，这个看上去更荣耀的职务，为他的一生带来无尽苦难。当然战争中意气风发的年轻少校想不到那一天，他在筹划着怎样和各路人贴得更紧，以便得到日军方方面面的情报。他的举动真可谓石破天惊，这位扛着正式军衔的军官居然直接入了帮会，甚至冒充辈份，混成了滇缅两地响当当的真大佬，这样一竿子插到底的深入群众也称得上典范了。

    八十五岁的吴昌铣那么耐心地比划着所有的关键手势，让我们知道，帮会的弟兄们个个手眼通天，你坐进一家脚店餐馆，随手摘下帽子把帽檐对着自己往桌子上像碗一样一放，右手稍拱起来，用中指轻点三下桌面，周围就早有刀子一样的眼睛盯住你后脊梁了。对上了，吃穿不愁；一句对不上，三刀六洞。吴老伯自言自语，对答如流，那么多的岁月与折磨都抹不去那种刀子尖上滚过命来的记忆。他叨叨着几路香进会可以亮出辈份，讲解着帮会中独特的姓氏含意，述说着关于引进师、本命师、传道师的身份与背景。老人的山东腔云南话加上几十年的傣族口音浸染，又讲着这么生疏的遥远故事，整个让我对着纸笔如坠雾中记无可记。

    看到我没记几笔的这一段，当年的江湖老大反而放心，他特别告诫我，那些业内人士互相摸底的细节专用语，是不可以详细地写出来的。我明白老人的意思，在他当年声名显赫的一些地方，那些帮会或者进化的新社团还在呢。就如全世界的魔术师都不漏底一样，入了这行，无论离开多久，有些秘密是要跟着生命同去留的。

    吴老伯至今热衷于谈论重机枪，他在军校学习受训用的是马克沁重机枪。那种机枪是全世界自动火器的祖宗，在第一次大战中曾像割韭菜一样横扫人命，在吴昌铣读军校时却是中国军队最宝贵的重装备之一。那时我们国家的军火工业很落后，加上各地军阀与中央军的装备根本不搭界，各自从千奇百怪的外国供应商那里进货，把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办成了万国军械博览会。这样的军队打内战没问题，规模小、时间短，和国际政治的大格局没关系，军械弹药补给显不出问题。一旦和外敌爆发全面战争，几支部队往一个战场聚集，运子弹的车往哪跑都整不清楚。我还见到美军档案照片里，还有另一种爷爷辈的大家伙，好像是法国早期的哈其开斯重机枪，那位老爷不计子弹就五十多公斤重，在滇西陡峭崎岖的山路弄上山都是难题，更不要想快速展开进入战斗的要紧事。

    虽然老人对马克沁重机枪的性能和零件数量至今如数家珍，但他还是更喜欢美式的新重机枪。那时吴连长所在的第二军换装了美式武器，包括军长王凌云和所有团级以上军官都空运至印度接受了新火力构成与作战理论的短期培训。吴昌铣等中下级军官也在国内由援华美军教官进行了集中培训。其实中国远征军的这次换装与新军事理论的再建，恰是中国军队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开创了国家武装力量集现代火力配置、作战思想与战场管理于一体的建设，并在实战中验证了这种系统模式的有效性。在美军档案照片中，有一些云南战场以飞机护送伤员的影像，这些为国负伤的普通士兵可能并不知晓，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把士兵的生命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吴老伯喜爱美式新重机枪的理由很单纯、也很军人：可以抱在怀里打。他可能也不知晓，美军选用这款新勃朗宁机枪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恰恰不是比马克沁更大的口径和杀伤力，而是大幅降低的枪械重量。新的机枪使士兵减少了负重，也使“抱在怀里打”成为了可能。

    说到底，吴昌铣都是属于热爱战斗的军人，因为把原本用于防御的重机枪抱到怀里打就已改变了这种枪的设计用途，摇身变为进攻型武器了。在中国大陆的我们最初看见这种用法还是美国大片中兰博的越南战场，殊不知几十年前的滇西战场上，我们的父辈就以和史泰龙一样酷的姿势耍同样的重机枪了。如果吴昌铣把情报主任一直当下去，这位大英雄就没有了今天的风采。吴主任所在的团在1944年的滇西反攻中得到了一次当时看要提着脑袋干，而后世回顾青史留名的机遇，一举造就了重机枪作战专家吴昌铣和三十三师九十七团团长王延熹。乱世出英雄这句话再一次用勇气和鲜血被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