凇沪战争已进入白热化。前线总指挥冯玉祥感叹：“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火炉呵，一个师兵力投进去，转眼剩下一个班。”而此时，日方也不得不从其它战场抽调兵力，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就在日军攻陷山海关的几天后，故宫博物院紧急召开临时理事会议，决定文物南迁。当时故宫博物院总务处总管吴瀛（吴瀛是戏剧家吴祖光的父亲）主持会议，会上也有人认为，宫内之物皆是国之重宝，一旦出宫，散失各地，将无法收拾。吴瀛也担心国宝在路上会有闪失，何况自己家里还有11张嘴等着他吃饭。

日军的炮声越来越近，院长易培基不得不执行迁宝命令，几次三番请吴瀛出山，说明保护文物重要：若日本飞机一炸过来，文物就没了。心里矛盾的吴瀛，经考虑表态道：“臣死谏，将死战，为君子者，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既然如此，我同意出马。晚上即开始文物押运，全北京市戒严，由军警保护一直送到火车站全部上车。第一节车厢就是吴瀛的押运指挥车厢，车厢顶上架着机枪，第一批珍宝走出了紫禁城。国宝将漂落何方？谁也不知。京城一下显得格外冷清：国宝走了，五朝古都也就放弃了。

　　吴瀛（1891年---1959年），字景洲，江苏常州人，出身世代书香家庭，其父吴稚英任职清朝著名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幕府。景洲先生毕业于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英文专业。景洲先生不仅有精湛的国学基础，而且有深厚的西画及传统画功底，可谓学贯中西。他曾任京都市政都办公署坐办（相当市府秘书长），27岁便以其出类拔萃的学识参与创建故宫博物院，任常务委员、古物审查专门委员，并担任《故宫书画集》、《故宫周刊》首任主编。解放后被陈毅元帅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 理委员会古物鉴别委员，董必武先生曾亲自登门拜访。 　　

吴景洲先生早年受孙中山革命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景洲先生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曾担任1925年至1927年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和“维持会”副会长。由于这一层关系及其后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邀请，景洲先生被聘到故宫博物院兼职，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财产的清点和博物院的创建工作。1926年，曾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先生因病不克北上，电嘱马衡、景洲先生等为代办，与奉系军阀操纵下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办理交接。1929年，易培基被正式批准为院长，景洲先生担任“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1931年，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已占我东北，华北危急，为保护文物安全，故宫博物院遂决定精选部分文物南迁，景洲先生参与其事，为首批南迁文物监运员。直至1933年，易院长为人中伤，以“故宫盗宝案”被迫辞职，他才不得已而离开了故宫。 　　

故宫博物院的最初十年，是风风雨雨狂飚迭起的十年。为了保护这个幼弱的民主革命新生儿不致在摇篮里就遭到扼杀，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专家教授及当时故宫同仁，冒着被绑架、坐牢、暗箭中伤等危险，四处奔走呼号，与各种恶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场民主与封建、进步与倒退、正义与罪恶的斗争中，景洲先生始终是“以保存数千年文化渊薮为职志”，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不但真实地记述了最初的艰难创业历史，同时也洋溢着他一片爱国主义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