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武状元

状元之称始于唐。“状”者，因唐制举人赴礼部试者，皆须投状，类似于今日的投寄履历表或报名表；“元”者，首、头之意，即第一之谓。举人应礼部试投状居首者便称“状头”或“状元”。唐武后天授元年（690），武则天亲试考生于洛阳宫，得首席者便呼之“状元”，始将状元与考试第一名联系起来。此外，状元因系殿试一甲第一名，又称“殿元”。元顺帝时，始有鼎甲之称，状元为鼎甲之首，故又别称“鼎元”。两宋时，状元并非专指殿试第一名，一甲进士均得泛指，元代开始，才专指第一名。

自古及今，考试的第一名总是引人瞩目的，状元尤其如此。科举时代，要经历重重关隘，方得金榜题名。——因为难能，所以可贵。而漫长的一千三百年科举史上，有姓或姓名可考的文武状元合计仅有964人（其中文状元682人，武状元282人），全国平均2.4个县才拥有一名状元。——因为稀有，所以珍贵。因此，某地若出了状元，是极为荣耀之事，要立牌坊旌表。若是出了首位文状元，还要捅掉县衙前的影壁，以示文气的畅直及对文状元的尊崇。

东阳建县一千八百多年来，没有出过文状元。邑人引为憾事，千方百计查找，于是有了“东阳出过半个文状元”之说。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状元申时行，系东阳徐氏的养子。而申时行何以为徐氏养子，又是依据弹词《玉蜻蜓》及据弹词改编的婺剧折子戏《庵堂认母》。

上海师大历史教授吴仁安在其所著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此事，题为《明代“状元宰相”申时行其人其事与弹词〈玉蜻蜓〉禁演的前前后后》。洋洋七千言，将申时行与徐氏的关系及《玉蜻蜓》的产生原因论述得一清二楚。

吴教授综合《明史》、《列朝诗集小传》、《弇山堂别集》、《罪惟录》、《嘉靖以来首辅传》、《召对录》、《眉公见闻录》、崇祯《吴县志》卷40《申时行传》及《申氏世谱》等资料，理出申时行的身世历史。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苏州府长洲县人，明嘉靖十四年乙未出生于苏州平江路混堂弄徐家。祖父徐乾，原姓申，因幼年过继舅家才改姓徐。父亲徐士章，字俊民，号古愚，系苏州府长洲县庠生，生于明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享年43。徐时行生母在他12岁时去世，继母为黄氏。徐时行20岁入庠，24岁时其父去世，27岁中状元，28岁时因祖父徐乾病故回乡守制。30岁起复，即要求恢复本姓，万历十三年（1585）获准“复姓归宗”。此事轰动苏州城乡，街头巷尾传为美谈。

对于弹词《玉蜻蜓》的产生，吴教授认为，申时行为官多年，宦囊颇丰，在苏州的邸宅就有八大处，后裔也赫赫扬扬，成为苏州望族，不免遭人嫉恨。于是采用“擒贼先擒王”、“砍树先挖根”的方法，以影射附会的手段抹黑申氏祖宗，达到动摇申氏望族地位以宣泄不满之目的。

由此可见，申时行为东阳徐氏养子之说纯属子虚乌有，戏曲小说的想象虚构也全然当不得真，所谓的东阳半个文状元只是邑人的良好愿望，或是某些人的牵强附会而已。

另外，也有人认为冯宿是状元。但冯宿登第的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壬申那一科自有状元，其人为贾棱（异体字亦作“稜”），《状元史话》、《科举史话》及各种版本的《历代状元录》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在《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一书中还载有贾棱的应试作品《明水赋》及《御沟新柳诗》。因此对“冯宿状元说”也不予采信。郭佐唐先生列过《东阳历代三鼎甲表》，东阳三鼎甲共有12人，表中虽有冯宿之名，但未确指其为状元。且贾棱榜的二三名分别为陈羽和欧阳詹。——既然该榜的状元、榜眼、探花各有其人（虽然当时并未这样称呼他们），自应将冯宿从三鼎甲中排除。相比较而言，《东阳市文化志》43页所列《鼎甲人物表》似乎更为客观。

东阳虽然没有出过文状元，但出过6位武状元。依次为厉仲方、周师锐、杜幼节、周梦雷、俞葵、俞仲鳌。

厉仲方（1159~1212），字约甫，初名仲祥，后改仲方。横店夏厉墅人，东阳第一位文进士厉文才的十三世孙。宋绍熙元年（1190）庚戌科武状元。

厉仲方早年师从哲学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叶适赞其品学兼优、文武双全。中状元后，被授予侍卫步兵司计议官，召试閤门舍人。不久，出知安丰军。

当时韩侂胄欲兴兵北伐以建功立业。此时，南宋的谍报人员妄言金国有衰落内乱之象，恰好厉仲方又奏报淮北饥民叩关请求接应。韩侂胄据此两事作为北伐依据，重开边衅。朝中言官归咎厉仲方，于是厉仲方被召回閤门。旋出知和州，权知庐州。其间曾以贺生辰副使身份出使金国。回朝后，又知安丰军。北伐用人之际，厉仲方以才能获选，任左领卫中郎将。时值金人南侵，又调任防守建康。

他颇有将才，多谋善断，料敌机先。任职安丰时，金兵十余万盘踞定山，厉仲方招募石斌贤、夏侯成，两次击败敌人，迫使金兵退走。金兵滞留六合城下，时任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的其师叶适，令其前往解围。厉仲方说：“不必劳师，敌人将很快撤退。”没过几天，金兵见无隙可乘，果然退兵了。练武之余，他又严令军队垦荒植桑，补充军需。不久，复任左领卫中郎将。

厉仲方颇善机巧。宋军用他设计的九牛弩，于城下射杀金国骁將。又用他设计的战车，在清水打败金兵。韩侂胄仓促北伐失败后，凡与此有关联者均遭贬黜。厉仲方被贬邵州，死于任所，终年54。叶适为其撰写祭文和墓志铭。

厉仲方为人慷慨自许，留意事功之说，于任职之所均有建树。但身处孱弱王朝，抱负未能施展即赍志而殁，令人叹惋。

厉仲方得陈亮赏识，陈亮以幼女妻之。翁婿状元，一文一武，也属科举佳话。

周师锐（1182~1231），字仲祺，号仪父。东阳玉峰铁店（玉山，现属磐安。周氏于淳熙年间[1174~1189]从东阳县城周家巷迁居玉山马塘，后世又析居铁店）人。宋嘉定元年（1208）戊辰科武状元。

周师锐自幼博闻强记，潜心于经籍。少年即工词赋，时有佳作，为士林所称，但屡试不第。于是弃文习武，研兵家之学，练弓马之术。临试时不仅兵法晓畅，而且弓马娴熟。当廷对策又口吐锦绣，笔落珠玑，洋洋洒洒万余言。主考官真德秀得周师锐文稿甚喜，说道：“此文何独可冠右科，在文章亦当为首选。”意为不仅武科可夺魁，放到文进士的对策文中也当名列前茅。

及第后，授职閤门舍人，知滁州。未行，留为御带器械兼干办皇城。后出知英德府，又被召还归班。绍定年间出知封州，卒于任所。

周师锐在朝，以国事为重，不趋炎附势。从戎四载，能纵览全局，不从浮议。宁宗命他赴北边御敌，敌不能支，窜徙河南。此时朝中士大夫提出乘势北伐，倡言“（敌）运气既衰，机会勿失”。而周师锐力排众议：“吾根本不充，岂容轻举，开禧前轨可鉴也。”其后兵端渐开，后患难收，果如其言。自英德府被召还时，周师锐提出：“今日事势可虑者不专在此，而在岭南之摧锋军士，江西汀赣等处必且铤为盗。”赴封州时又向理宗进言：“古今激盗贼之变者非一端，有以力役劳民而致变者，有以科罚横敛致变者，有以轻佻妄作公肆立刻而致变者。今年岁不登，求宁无益，而弭之之术，则在乎去贪酷而择循良耳。”后汀、赣、两广 “寇贼鹏张”，都如周师锐所预言，时任宰执的邑人乔行简称赞周师锐“其识虑之精如此，岂不学孙吴者所能至哉”。

周师锐平生安贫乐义，为官清廉。两次以副使身份出使岭南，归装不带南方物品。平素每论郡政是非，前后郡守对其且敬且畏。他外貌宽和，与物无竞，居官律己，凛不可犯，性好孝友，乐于助人。卒后，被追封为观文殿大学士，护国金紫光禄大夫，又转为奉议大夫。左丞相乔行简为其撰墓志铭。

杜幼节（1206~1273），字季坚。城西（西门外南宅，后街为其建有状元坊）人。宋嘉定十六年（1223）癸未科武状元。

杜幼节自幼颖悟过人，14岁即以《春秋》试右庠，列优等。中武状元后，例授閤门舍人。其时权相史弥远卧病，久不理朝政，杜幼节上疏抨击，闻者为之缩颈。九年后参加礼部的文进士试，考官恶其刚直，抑置第六。这是目前所知一千三百年科举史上惟一的中了武状元后又中文进士的人（因此，《东阳县志》中的文武进士均列有其名）。召试馆职，昌言时政，名动天下。朝议大举，杜幼节上书纵论天下形势利害，尽管宰相不悦，但复试时依然侃侃而论。除秘书郎。

殿帅赵胜徒有虚名，且失人心。杜幼节请宰相将其撤换，宰相不从。不久军中变乱，反诿过杜幼节。杜幼节不得已，求补外差，知常德府。不久，又改任吉州，辞归。再起瑞州，转任著作少监。曾言范钟、杜范两丞相不懂军事，皇上深以为然。察院刘应起认为元军不可能进入广西，杜幼节用前代事例批驳，后来果如所料。

杜幼节后知饶州，不久又改任衡州。阶为朝议大夫，爵为东阳开国男。改知潭州后去世。著有《史论》。

周梦雷，生卒字号不详。东阳玉峰（今磐安玉山）人，一说东阳岭北（今属诸暨）人。宋淳祐四年（1244）甲辰科武状元。及第后累官至襄阳刺史。余事不详。

此科之武状元有异说，《平阳县志》载为平阳项桥人项桂发，而《广信府志》载为江西永丰人吕廷彦。

俞葵（1226~1275），字朝阳。东阳城南（城内东南隅葛宅巷一带）人。宋景定三年（1262）壬戌科武状元。

谱载俞葵7岁读书，经史百家过目成诵，兼习韬略，才具文武。12岁入右庠，26岁入太学上舍，因经学不第弃文就武。俞葵及第后，例授閤门舍人，转静江通判。受知于文天祥。文天祥的荐词赞扬他“文气甚高，风范端凝，可占远业”。

俞仲鳌（1235~1292），字孟连。东阳城南（城内东南隅葛宅巷附近）人。谱载其“天资颖悟，博涉群书，兼习韬略，入右庠”。宋咸淳四年（1268）戊辰科武状元。曾任建康府知事，为政有方。俞仲鳌系俞葵之侄。叔侄武状元，也属武举佳话。

东阳自南宋绍熙元年至咸淳四年的78年间，厉仲方、周师锐、杜幼节、周梦雷、俞葵、俞仲鳌6人相继武状元及第，被称为东阳“六魁”，在县学前（黉门前）为他们建有状元坊。

东阳有武状元6人，虽不能和平阳的14名武状元并驾齐驱，但也可紧步平阳后尘，睥睨天下县市。究其原因，东阳地土硗薄，生存环境相对艰难，向外谋求发展空间自是必然。因此，科举求仕和做手艺是东阳人向外发展的两大途径，不难想见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和工艺美术之乡其来有自。与此有关的是，由于环境和谋生的需要，“其民朴而勤劳，勇决而尚气”（隆庆《东阳县志》）。耕读、尚武、学艺构成东阳民风的根柢。综合这些因素，就不难解读东阳何以有6名武状元了。——当然，这还要和南宋建都临安，北方的士子处于金国和蒙元的统治区域无法南下应试的特定政治环境相联系。另外，武状元与文化水平的测试密切相关。宋代武举，既考武艺，又考文艺——先考策问，后考《武经七书》——所谓“武状元文点”。武艺以考弓马为主，分“步射”、“骑射”两场。弓马合格，再参加文化水平测试。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文化水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东阳武状元的人数之多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南宋时期东阳教育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