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溪在1998年出了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那就是旅港商人周裕农捐资50万元重修昌溪周氏宗祠。为什么这位旅港商人愿意捐巨资重修周氏宗祠呢? 原来这位旅港商人周裕农并非与昌溪周氏宗祠毫无关系的人, 他是昌溪周氏第三十四世孙。
说到周裕农, 自然不能不说起他的先人周宗良。
    周宗良, 祖籍昌溪周邦头，1876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他早年在宁海海关任职，不久进入德国受礼司洋行经销“行美溢”颜料。1905年赴上海入德国谦信洋行任职，后任该行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洋行撤回，残存颜料折赊归忠良。后由于国内颜料紧缺, 价格狂涨，忠良因此一跃为沪上富豪。1920年后，与贝润生等改组谦信靛公司为谦和靛油号，任副经理。1924年，德商在沪成立德孚洋行，成为德国颜料在华的总推销人, 后一时名声大噪, 有“颜料大王”之称。1930年独资开设周忠良记颜料号。此外还经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曾任浙江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董事。1948年6月移居香港。1957年去世, 临终时不忘祖籍，特别嘱托后人回乡祭祀。1998年其后人周裕隆经香港回昌溪捐资重修了周氏宗祠。这才有了开头所说的盛事。   
说到周忠良同样不能不说周友仲, 因为他与周宗良一起, 创造了“中国颜料大王”的神话。
周友仲, 生于1874年。他年轻时，以国子监中辍举业，改而从商, 协助父亲管理店务，同时为外祖父吴鸿泉(歙县石潭人)协理在绍兴所设的“永泰”“永大”“德昌”等茶、漆店务。由于友仲头脑敏捷, 很快成为识别漆货的行家。友仲40岁时，其父及外祖父相继去世，但经他经营的业务一直兴旺不衰，并在湖北老河口增设“利生裕漆庄”, 很快成为当地漆商四大庄之一。值此之后, 他又在杭州、绍兴、临海、宁波等地添设门市部，一时名声大振。抗日战争爆发后，受日寇侵扰，商业受挫，返居故里。1945年农历三月十五日病逝, 终年71岁。                   
以周友仲和周忠良为代表的漆商创造了辉煌, 赢得了“中国颜料大王”的美称,在徽州也就有了与“吴茶”“潘酱园”一起被称颂的“吴茶周漆潘酱园”的美誉。

    在昌溪周帮头除了有为世所称誉的著名徽商外,还涌现出了一些其他重要人物,如有雍正元年(1723)第九名进士累官至正二品、大理寺正卿的周琰，有道光九年(1830)进士累官至户部右侍郎的周茂洋, 有以功至吏部尚书周楷, 有以德掌金华知府的周湛, 有以学问入宫任修纂并为翰林院学士的周履陛, 还有以才能在明清两朝任知县的周廷陈等13人。尤为后人乐道的是周烈、周履陛叔侄于乾隆庚午同科中举，为“叔侄同榜”;周茂洋、周孚裕父子于道光同治分别考取进士，称为“父子科甲”。
    周茂洋于道光八年(1828年)江南乡试中举，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 现所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等为周茂洋立“进士”匾额一块可以为证。他先赴陕西任户部清吏司主事，后调京都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右侍郎等职，曾与本县道光十二年(1833)进士王茂荫同在户部同事多年, 又与晚清著名诗人龚自珍过从甚密。   
    周孚裕于同治十年(1872)考取进士, 任江苏淮安府桃源县知县时是七品官，族谱云：“公清廉勤政，交称循吏，士民爱戴，呼为‘周青天’,大书‘官清民安’四字，遍揭街衢”，又于光绪五年加封五品，领同知，留任桃源县，并皇授父、祖父、曾祖父为“中议大夫”，诰封其妻、母、祖母和曾祖母为“淑人”。周孚裕当时领五品, 得四世诰封殊荣, 当属破例。
    周茂洋之孙、周孚裕之子周铭忠，原名冕忠，字钺臣，光绪二十年(1898)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中举。这年为甲午科考, 正值中日战争日炽之时，铭忠“陈文以檄，针砭时弊”，因此得罪当时主和派考官，险些落榜。次年应乙未科会试不中，愤改原名“冕忠”为“铭忠”。曾任山西铅山、奉新、临川等县知县，因“谤砭时政，习性不改, 几遭罢官”。民国纪元后，继任广东平远、南海和安徽寿县等县知事，“赋性明敏，清廉恭俭, 有祖父风”。民国十七年(1928)卒任上，年62岁。
以上所述只是昌溪下村──周帮头的少数代表。周帮头周氏是一个非常崇尚耕读的家族, 自从周氏元代末年迁来此地，从明初永乐至清末光绪的四百多年间，共出了4名进士、19名举人、23名贡元和74名秀才。除科举入仕者外，尚有多人以德、以功取得仕籍，共计县丞以上官员77名。这在仅有七十来户人家，人丁不满三百的小村庄来说，当属罕见，故周邦头素有“秀才村”之美称。

    为什么昌溪周姓能如此人才辈出呢?
    这除了与族中徽商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外,更重要的是与他们高度重视教育和培养有关。
    在高度重视教育和培养上, 户部右侍郎周茂洋之妻高氏即是一例。周茂洋在京病故后, 其妻高氏不得不带其膝下三子二女，“扶回徽，程途3000里，艰苦备尝。抵籍后，和丸教子，督蚕养家，购置田庐，启佑后嗣，母仪足式，远近咸称”。在封建社会里, 一个妇女不可能有什么功名可言，但她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和勤勉督学的楷模作用却是可以影响后人的, 即如孟母三迁和岳母刺字等就是典型体现。高氏对其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而周氏三子也终于不负母教，相继中举。幼子孚裕考取进士后，与父亲一起被钦赐“父子进士” 匾额一块，现仍悬挂堂内。高氏随任督子，60寿诞时，诰封“淑人”。
昌溪周姓能如此人才辈出还与他们同昌溪吴姓的暗自比拼与激励有关。因为昌溪是一个以吴姓为主姓的大村, 吴姓可谓人多势众。另外由于吴姓早于周姓来到昌溪, 这无形中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问题。再加上周氏祖上是迁来承岳父方而发展起来的, 这就更使周姓要想在村中赢得地位,做到后来居上,不被小看, 就不可避免地要建立起暗自比拼和自强不息的意念。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很正常的,在徽州这个注重宗法的小社会里更是正常的。由于昌溪吴姓在历史上文风鼎盛、人才辈出, 这在客观上也会对周姓起着砥砺作用。当周姓得到砥砺发展后, 自然又会反过来促使吴姓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实昌溪吴周二姓就是在这样的比拼中不断促进、共同发展, 从而造就了昌溪的鼎盛和发展。这是不庸抹杀的事实。

    先人已去, 文物依旧。在先辈留下的六顺堂和豫顺堂中还可看到历史的脚步所留下的深深印迹。
    在昌溪周帮头的下坦至上坦建有雄伟门楼一座, 上书“绍濂里”三字，此为“宗门”。入得门来，拾级而上，便到上坦。大坦上有周氏宗祠巍然屹立, 在其两旁旗竿林立。每逢盛大节日，在此燃放烟火，热闹非凡。
    周氏宗祠坐北朝南，背靠来龙山，青松翠柏，古木葱葱；门临昌源河，绿波荡漾，流水潺潺。面对朝山，蜿蜒起伏，似苍龙，似笔架，令人遐思神往。祠前两个大坦，可容千人，全以鹅卵石铺成。通街大道，穿坦而过，上溯昌溪、石潭，下通深渡、徽城，人来人往，更添宗祠熙攘景象。
从外观上看, 宗祠建筑为明代典型风范。简洁的布局，古朴庄重；精致的雕饰，细腻入微，极显徽派古建筑特色。山墙呈阶梯形，具有防火作用; 脊顶以特制镂花雕砖压顶，上有十三对剔透麒麟相对而立，两边犄角上翘，直指苍穹，既具防风作用，又显富丽凝重。外墙皆用双层“三六九”型青砖砌就，非常坚固，四面墙裙嵌以青石板座基，更具防水性能。古人建屋，集防火、防风、防水于一体，于此可见古人具有的很强的“防患”意识。
周氏宗祠始建于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自奠基至竣工，历时五载。有俗谚云：“出世不当场，碰着做祠堂。”意为建造祠堂，乃公众事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既属自愿，又为征派，全是义务性质。当年周氏，在本里已繁衍7代，人近两百, 有取得功名在朝为官者，有外出经商腰缠万贯者，正值人丁兴旺、财源茂盛时期, 族人就在此时开始筹建祠堂。
    整个祠堂布局分栅栏、丹墀、正厅、后进和寝陵五大部分，是“三进两明堂”的代表作。
    在大门的“周氏宗祠” 匾额下方为栅栏。匾下原有三块绿底金字直书匾额，题为“钦点主政”“恩赐进士”和“四世二品”。两扇大门分别绘有秦叔宝、尉迟恭持斧站立神像，浓墨重彩，庄严肃穆。大门两边矗立着两个大石鼓，进了大门，便是108．16平方米的丹墀，俗称“天井”。四面檐瓦滴水入池，取肥水入池的内向手法。两边走廊宽敞明亮，可容数百人从事祭祀活动。十根黑色“黟县青”方形石柱，包围着整个丹墀。
过了丹墀便是正厅，抬头便见“六顺堂”匾额悬挂其上。之所以将该宗祠命名为“六顺堂”, 是由于周氏传至第十八世时共有兄弟6人, 既有使子孙观其名而不忘其本之意, 又有以“六六大顺”之意来祷祝宗族的和顺, 故以“六顺”名之。
    四周大梁上，现残存铁钉、铁钩，原来这里挂满“进士”“文魁”“贡元”等功名牌匾。凡族中入贡或考取举人、进士者，均在祠内立匾，祠外竖旗竿，以示荣耀。
正厅横梁两端，有木雕一米大小的“和合”诸仙四个塑像，神采飞扬，栩栩如生。四根一人合抱的大茶园石柱和两根1.5腰围的银杏木柱挺立其间，浑厚庄重, 气势非凡。厅堂占地165平方米，地面方砖铺陈，两边厢房，窗棂门板，花卉禽兽镂雕精细，潇洒飘逸。穿过正厅左右边门踏入后进，见一青石围栏，上下各有八根一米多高的荷花石柱，石雕细腻，娴雅别致。雨天檐水滴入栏内，作叮咚声响，更显寝陵幽静深邃。
从两边拾级而上，便是周氏列祖寝陵。正堂上方横亘一巨大月梁，长达8．2米, 两头圆柱支撑, 飞动的云纹、牛腿、象鼻装饰着梁头、柱托和斗拱。这里原悬挂有“一门节烈”“节妇松筠”等歌颂周门孝女、节妇的匾额，每一块匾额都记叙着一个凄婉惨烈的故事。宗寝分楼上楼下，又各分三间，在十二层摆放着祖宗牌位的阶梯上, 自始祖龙孙公以下，分男女长幼，按指定位置，对号入座，各得其所。
周氏宗祠主体建筑面积747?12平方米，附带配套建筑及祠前大坦，占地一千多平方米。五百多年前，限于交通机械，那石柱、那大梁，搬运之艰不言而喻；那规模、那气派，耗资之巨可想而知。周邦头这么一个小村庄竟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大祠堂，这不能不仰仗于周氏当年的财、势二字。周氏子孙善于经商，贾而崇儒，儒而入仕，村势日盛，遂于道光年间族人聚资重修祠堂，才具现在规模。

豫顺堂系周氏宗祠“六顺堂”支下第九代后嗣所建，成屋于康熙二年(1663年)。考豫顺堂后嗣自康熙至光绪因科举或其它途径入仕者计19名，占周氏本里在籍官员四分之一。民国初年尚有北京大学毕业生周孝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等。但因为官、经商或战乱诸因，大多举家迁居外地，以芜湖、山阴、绍兴和寿昌为多。豫顺堂原有牌匾多块，然难逃“文革”浩劫，连同一些珍贵文物，多遭焚毁，今尚存“父子进士”“进士”和“文魁”等匾额三块，清初书法家黄铖、谢崧等赠篆、隶、楷书楹联两副半，虽油漆斑剥，仍古色古香。其中一副对联为:“父进士统管钱粮道光朝中理财手,子进士一代廉吏同治年间直隶周青天”,即是对族中父子进士的形象写照。
周氏宗祠曾于1969年“七?五”大水冲毁了祠前围墙, 文革“烈火”也断送了祠内珍贵文物，加之年久失修，这幢历经五百余年沧桑的宗祠岌岌可危。幸周氏三十四孙、旅港商人周裕农捐资予以重修，使其焕然一新，恢复了原貌，现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昌溪周氏自第十四世祖周龙孙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由歙县大洲源周家村举家迁来徽州路歙邑三十一都下昌溪二保，承岳父方艾户后, 发展迄今已有六百五十余年历史。昌溪周帮头发展的六百五十余年的历史, 是与昌溪吴姓相濡以沫、和平共处的历史, 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 也是把昌溪古村不断推向繁荣和发展的历史。故曰:“周氏辅翼兴昌溪”。
   
从昌溪下村——周帮头和昌溪吴姓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封建科举对于古村落发展的特殊作用和力量。不但昌溪是这样，徽州其他村落也是这样；不但徽州村落是这样，整个徽州的发展也是这样。
自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的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共录取了十万名以上进士，七百余名状元，有姓有名可考的状元五百八十七人。根据历代《徽州府志》、各县县志记载，徽州历代共考取了2081名文科进士，其中24名文科状元，4名武科状元，约占全国文进士的五十分之一，全国文状元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明代徽州进士452人，居全国第13位；清代徽州进士684人，居全国第4位。明代徽州状元为3人。而清代112科112名状元中，徽州本籍状元4人，寄籍状元15名，共19人，占全国的17％，居全国第—位(原被认为状元数最多的苏州府共有状元24人，但其中有6人为徽州人)。此外，歙县明清两代共取进士623人，居安徽省诸县首位。而休宁一县清代出状元为全国之冠。据清道光《休宁县志》记载，自康熙三十年(1691年)至道光二年(1822)的131年间，休宁人状元及第者共12人。
徽州是凭借什么力量而取得了封建科举的如此辉煌呢？
历史上徽州人的出路不外两条：一是经商，一是读书。读书读好了，可以入仕，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可光宗耀祖，可谓一举两得，因而成了徽州人的最大向往和追求。就是经商，也要做一个儒商，那就是亦贾亦儒，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而经商成功了就投资教育，是徽商的一种最基本和最普遍的投资。徽州多才人，与徽州重视教育的美好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虽然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它的局限性，但它毕竟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过不可否认的作用。历史上徽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拉动的产物，因为人才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昌溪这一古村落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见证。

《八说昌溪》之四 书香之乡才人出

    一走进离昌溪村口不远的昌溪学校, 一下子就被那朗朗书声所吸引。徜徉期间, 绿意盎然,古木苍天,学风纯正, 让人顿然感到这一古村的文化教育气息的浓郁,文化教育传统的深厚。在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共有9个年级17个班850名学生, 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景象。由此不得不令人想到重视教育的吴氏先祖。
    昌溪有重视教育的良好传统, 这种传统凝结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资金上支持。在历史上,昌溪人经商取得成功后都有为族中子弟提供求学资金的传统。如昌溪二十二世孙吴永厚, 经商成功后即置膏火之用，以培植子孙读书，有游庠而不费业的，每年给以经济资助。吴景松与弟景恒不但兴修和恢复祠祀，而且典设义学，使穷人免费读书。吴炽甫热心家乡事业，多次资助昌溪复兴小学, 使学校越办越好。
    二是思想上劝勉。昌溪人对教育有切己的认识, 始终把读书成才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如昌溪二十一世吴弘律, 他每开卷有得，欣然曰：“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太淑人抱子立于旁, 辄指而叹曰：“术者谓吾难越35，使诚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读书为业，长为吾告之。”即此可知他心中的最大愿望是子女能够以读书为业。而资政大夫吴大蓂为村中祠堂所撰的联语“传家惟有十三经读过无忘便为佳子弟，插架何须千万卷用来恰当即是好文章”更是深入人心, 成了昌溪人的普遍认识和追求。
三是建立受教场所。昌溪人建立的受教场所是非常独特的, 他们往往在自己家中建
立种种书屋, 以供子弟学习, 因而出现了一种“书屋”现象。如:
    吴大蓂构建的“梅花书屋”。他幼履丰厚，无纨绔之习，读书喜观大略，于廿四史年必翻阅终卷。他以教子读书为务，在住宅的东南隅构建了“梅花书屋”，做为家塾，并自制联语：“传家惟有十三经读过无忘便为佳子弟，插架何须千万卷用来恰当即是好文章。”又请汪太史兰畲颜其轩：“诵芬”。意思就是能使子弟诵此清芬, 异日为通儒、为良吏，而不是像世俗那样专为科名而读书。
    吴大楠构建的“杏花书屋”。他性情淡泊，不求仕进，教子以读书为务，曾经特建“杏花书屋”作为子孙读书处。
    吴广麓构建的“一梅书屋”。他曾经认为世代富裕之家，只有特别聪明的人才能懂得稼穑之艰难，而培养的人则以中等才能的为多数，如果不教之以读书，他们没有不习惯于做纨绔子弟的。他曾经思考在河干建立书塾，并拟其额名：“梅花书屋”。只是因后来世道动乱, 而未能如愿以尝，使他常常引以为憾事。后来将太夫人所遗留下来的产业所得的利润，做为膏火之资, 以使后人能尽其学业。
    四是创建了极富特色的昌溪复兴小学。
    在这个以吴姓氏族聚居的古村里，以前曾开办有国立、私立小学二三所，其教学内容、课程设计、师资设备参差悬殊，极不统一。其中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这些学校都拒蓬门荜户的子女于门外, 这是有违昌溪人传统的。
    1934年，由著名教育家吴承仕与在京的徽商吴良臣商议，在故乡昌溪开办一所新型学校，名为“歙县私立复兴小学”, 得到积极响应。吴良臣凭借自己在北京、福建、屯溪和乡里均有产业的实力, 积极筹建昌溪复兴小学。后来学校校址就设在村中的“吴氏员公支祠”内，在当初就聘请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有识之士十多人为教师，一开始学生就达一百多人，后与日俱增。一至六年级灵活机动地编成单班、复式班进行授课。学校对那些蓬门荜户的子女，一律免除学费；品学兼优者，还资助到他们读中学，因而深孚众望。不久又使原来已有的几所学校合并为一。学校设备齐全，每个教室都有风琴、挂钟、痰盂等，学生均有校服，学校开办有图书馆。由于吴良臣受到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 在学校中实践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 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并使学校成为抗日战争中一个秘密联络处、宣传站, 使校内孕育的桃李遍及全国各地。他既是商界名人，又是家乡开垦教育的先驱。
吴承仕为筹建和发展复兴小学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他不但在复兴小学开学时，专门从北京回到家乡表示祝贺, 还特地为学校书写了“周官礼教商三务，管子经成国四维”的对联, 作了“奔风尘兮奔风尘，中华男女大有人，以遵尊严育栋梁，复兴山河为我崇……”的校歌, 而且在学校图书匮乏的情况下,与承侃、承传兄弟二人分别馈赠“小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初中文库”等成套书籍。后来在北京又凭借他“都人得其片楮皆珍如拱壁”所具有的“书圣”之誉, 破除平日从不轻易出手的习惯，不遗余力地利用早晚空隙奋笔疾书，写了上百幅楹联寄赠家乡复兴小学，用以出售作为捐贷。学校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 特地把他亲书的一幅楹联和他当时的一幅肖像照片，挂在学校图书室里作为纪念, 并把图书室命名为吴承仕图书室。

    由于历代昌溪人特别重视教育, 使得昌溪文风馥郁, 人才辈出, 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大量人才。
    我们难以忘记昌溪历史上如下的社会活动家:
    官至承德郎的吴仕昭（1353—1389）,字仁师，号清隐道人，昌溪九世。明洪武初为府学持敬斋生员, 1384年入南京国子监，1385年京闱中郎贡，钦选进士，擢授承直郎，任刑部主事。1389年升授承德郎。
    官至朝议大夫的吴大冀(1769—1816), 名玉堂、字伯野、号云海。自幼聪敏，历任兵部武库清吏司主事，陛授兵部员外郎，朝议大夫。
    歙县第一任县长吴恩绶(1867─1937), 名绍绶，字印庭。1901年与子吴承仕同科取仕。民国元年被公举为歙县第一任县长。因淡泊宦途，后挂印往京城主持“徽州会馆”，并持祖业, 教子读书，行善事。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推事吴承侃(1889—1960), 名大敬, 字希亮，承仕胞弟。京师政法学堂毕业，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推事。建国初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他布衣粗袜，俭朴博学, 为官清廉。 
    休宁县第一任县长吴若兵，名淑林，绩溪孔灵农校毕业，在校入青年团，后参加革命, 为皖浙支队司令员唐晖下属,与副司令员程灿一起开创皖南游击队，任歙南敌后武工队队长。解放后任休宁县第一任县长，后任军校领导。
    同盟会成员吴志青(1887—1951), 9岁入金箔铺学艺，后考入杭州巡警学堂，不久入上海体操学校，参加同盟会。1911年，任浙江平湖乡团及守望团司令兼教练。响应武昌起义，参与光复上海战斗，领兵光复浏河和平湖。1918年与人在上海筹建中华武侠会(后改中华武术会),倡导德、智、体、美四育齐全。1922年创办社会童子军和暑期体育学校，当选为体育研究会会长。孙中山勉以“努力进展以培养革命势力之组合”, 又为武术会题写“尚武楼”匾。1924年随孙中山北上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五军参议兼武术总教练等职。后任中国国术馆教务处副主任等多职。抗战爆发后,虽皈依佛教，仍出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视察，去各地组织军运。1942年任西南联大体育教授, 后专事著述。
    全国总高级步校政治部主任吴淑泉，早期参加革命，南下干部，参与国共合作，解放初任南京全国总高级步校政治部主任。   
    我们难以忘记昌溪历史上以下的教育家:
    吴承仕(1884—1939), 名大旺，字检斋。24岁时在举贡会考时取一等第一名, 钦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