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不知被谁传到了吴三桂的耳朵里，又加了些恶言恶语，三桂很不高兴。适巧曲靖差官前来省里领取饷银，办完公事，特向三桂辞行。三桂慰劳说：“你回去替我问好各营将士，还要特别转告你们的主帅王辅臣：前不久征乌撒时，跟吴应期酒后争吵，都是少年兄弟，喝醉骂座，这也是常事，就是以拳头相击，又有何妨！打架也罢了，何必把老夫（三桂自称）也牵扯进去？甚至说：‘你是王子，我敢吃王的脑髓心肝！’这是什么话？让别人听了，都会笑话我，说：‘吴三桂老子平日爱惜王辅臣如珍宝，现在却想吃他的脑髓！’这岂不令人寒心！你回去告诉王辅臣，今后不要再说这类话。”

三桂的话，把本来已平息的事又挑起了新的矛盾。辅臣大为不满，说：“我跟你（指三桂）都是朝廷的臣子，又不是你家人，却受制于你，你偏向你的侄儿，视我为外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怎能郁郁不乐地久居此地！”于是，他密派人携带金银入京师，买通朝廷重臣，把他调离云南。正好固原提督空缺，而固原系边镇，需一干练将官镇守，特点辅臣充任此职。

朝廷任命下至昆明，三桂听到这个消息，如失左右手，叹息说：“王辅臣这小子花钱不少，家私有多少，竟这么胡干？”

王辅臣接到新任命后，便来昆明向三桂辞行。三桂待他更亲密，拉着他的手，涕泣不止，说：“你到了平凉，不要忘了老夫。你家里穷，人口多，万里迢迢，怎么受得了？”当即令人取出两万两白银，赠给辅臣作路费。以上见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182~185页。参见顾公燮：《丹午笔记》，“王辅臣”，166~16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三桂对王辅臣恩情很深，仅仅几句话，就把他的感情给伤害了，这大概是三桂不曾料到的。其实，三桂的话并无恶意，还看不出疾言厉色之状，倒是好意劝他不要说出格的话，免得伤了自己的尊严，授人以笑柄。辅臣到底是不甘居人下之人，却以此为借口，调离云南，不再受制于人。

三桂尽管对外骄横，对自己的部下却很谦和。据见过他的人说，三桂每“与人计事，相对如家人父子”。对方如提出诘难，他不仅不生气，而且更喜欢，往复谈论，“娓娓不倦”。他平生如非盛怒，从不疾言遽色。《庭闻录》，卷6，1页。

三桂在云贵抛赠巨金，广招四方豪杰之士，凡“有才望素著者，及仪表伟岸者，百计罗致，命投藩下，蓄为私人”。有才能的，有名望的，仪表堂堂、气宇不凡的，都是三桂罗致的对象，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属下，成为他的私人所有。按规定，凡新到云贵任职的县以上官员，照例先进谒平西王府，拜见三桂，他当面“细问家世、履历”，察言观色，一经发现该人有才能，或相貌出众，立即优礼款待，备酒宴，待以上宾。然后，派人向对方说明，他已被收为王府的“私人”，并出具手续，规定隶属关系，最后，给本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庭闻录》作者刘健说，他的父亲刘昆于康熙十一年由束鹿知县提升为云南府同知。十一月，他父亲到云南上任。到任第三天，按例拜见三桂。在此之前，三桂已听人介绍这位新任同知颇有才能，品行兼优。所以，接见时，一边问询他的情况，一边十分留心观察。问过话后，三桂目不转睛地反复打量，然后对陪同他接见的女婿胡国柱说：“科目中有此一人，大奇！”表示很满意，命设宴款待。次日，胡国柱受三桂委托，派人对刘昆说，你应卖身投藩下，当场，来人从袖中出示“冯某投身契一纸”，上写：立卖身婚书楚雄知府冯某，本籍浙江临海县人，今同母某氏，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得受身价银一万七千两。后署媒人胡国柱。

刘昆看过契约，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说：“我投身已很久了，你还不知道吗？”来人很愕然，惊问何时“投身”的。

刘昆说：“乙亥年（顺治十六年），廷试之日，太和殿中投身矣。”这是指他于顺治十六年在北京应试，并被推选进皇宫太和殿进行“廷试”，由皇帝亲自考问。他的意思是说，他已属大清皇帝，从而婉拒卖身投藩下。《庭闻录》，卷4，11页。

胡国柱派来的这位说客，自觉无趣，便悻悻地走了。

三桂把物色到的云贵的官员和有才能之士，都以契约的形式规定了他们隶属于王府，实际上，三桂把他们都变成了自己的仆从，即主人与奴仆的关系。而“卖身者，皆师事胡国柱”。难怪刘昆说：“滇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庭闻录》，卷4，11页。

三桂以巨金买士、养士，不时地赠给地方官大量金钱，买通他们，意在“防口”，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他在云贵的特殊地位。他对人“恭敬，虚怀延纳”，因此，“将士乐为之用，民心亦翕然归附，强藩雄镇，咸受其笼络”《四王合传·吴三桂传》。。